作者简介：李涛(1983- )，男，河北保定人，教育学博士，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大学招生考试研究。山东 聊城 252000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大学作为单独主体、政府作为单独主体、大学与政府作为复合主体。各个阶段不同组织主体在招生中发挥了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当时的教育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大学和政府围绕招考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在经历了大学和政府分别作为单独组织主体之后，各自的优缺点充分暴露，最终两种方式融合，走向了大学与政府作为复合主体时期。

　　关 键 词：民国时期 招生 组织主体 招考权

　　中图分类号：G5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2-0042-07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2.006

　　招生由谁来组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大学；选拔途径——考试还是推荐、保送，口试、笔试。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非常重要，其变化也较为频繁，是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招生由谁来组织，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大学具有学术自由、自治的权利，招生作为大学重要的学术权利之一不能被剥夺。大学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能选拔适合自身需要的个性化人才，这有利于大学的特色化发展；能够根据“招生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灵活、快速地调整招生的科系、数量；能够以较低的招生成本选拔优秀人才。因此，大学招生当然是以大学为组织主体而进行的活动。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由于大学招生连接着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关系着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涉及国家的整体发展，处理不当会影响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大学招生与大学、中学、考生及家长、政府的利益密不可分。所以，招生组织主体除了大学以外，还可以是政府或社会组织。大学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有两种形式：一所大学作为单独主体；两所以上大学作为联合主体。政府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有多种形式：中央政府作为单独主体；地方政府作为单独主体；地方政府作为联合主体。社会组织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有多种形式：政府下属的社会组织作为单独主体；完全独立的社会组织作为单独主体；两个以上完全独立的社会组织作为联合主体。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利益格局和权利的变化，招生组织主体不断变迁。不同的招生组织主体主导下的招生模式各具特色，对大学招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学作为单独主体

　　大学作为单独主体是民初自由政治环境的产物，大学拥有较大的招考自主权，这保证了招生的科学性，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一)大学作为单独主体的形成原因

　　大学作为单独主体时期主要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初期。这种极端状况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科举废除后，文官考试与教育考试分离，教育考试权力下移。政府不再承担教育考试的责任，各级各类学校自行组织考试。第二，大学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是各国通例，这一传统在我国得以传承。第三，社会紊乱，政权不统一，政府既无财力，也无能力控制大学的发展。第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尚处于幼稚时期。中学课程、教材五花八门，程度参差不齐，毕业生数量有限。大学数量少，类别杂，科系繁多，水平差异甚大。第五，社会发展水平有限，各类社会组织尚未发育成熟。第六，当时的大学校长、教师多为欧美留学归国学者，熟悉招生流程，深受学术自由、自治观念影响，能够秉公办理招生。在此种历史条件下，大学作为单独主体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二)大学独揽招考权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甚少干预大学招生，大学招生几乎处于自由发展阶段。政府只对招生做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对作为招生组织主体的大学采取了放任的态度。1912年公布的《大学令》只规定大学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生三个层次，并限定了入学资格[1](P384)。随后颁布的《大学规程》，除重申了上述规定外，强调“前项预科，或与预科相当之学校，非遵照本规程办理者，其毕业生应行入学试验”，“中学校毕业生如超过定额时，应行竞争试验”①。1917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也只是强调了预科“入学时应受选拔试验”②。1924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强调“国立大学校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2](P575)。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插手大学招生事务，但是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分别规定了特别生、转学生、正式生的入学资格，强调经入学试验及格者方得入学。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公布，“入学试验由校务会议组织招生委员会，于每学年开始以前举行之，各大学因事实上之便利，得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③。

　　由此可见，政府的规定相当宽泛，大学享有完全的招考权和自由度。政府并没有强力干预大学招生，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招生制度。因此，政府不是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它的作用有限。虽然法律上有“联合招生委员会”的规定，但是实际上这种组织主体只是一种假设，在此时期并未出现。一般是大学设立入学试验委员会，由其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如确定招生数额、科系，决定考试办法、考试科目，制订招生简章，选派命题委员，组织报名、考试、阅卷、录取等。以北京大学为例，1918年“入学试验委员会”由校长蔡元培任会长，陈独秀任副会长，命题、阅卷委员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胡适等名教授。“入学试验委员会”还设“事务委员”，负责报名、出榜、审查、印刷试题、核实分数等试务④。校长担任会长足见大学对招生的重视，知名教授出题可以保证试题的质量，入学试验的组织、实施程序甚为严密，考试规则详尽，有利于选拔人才。以大学为单独主体的招生模式具有以下优势：大学能够根据师资和设备，以及市场的需求状况，快速决定招生的数量和科系。如1914年胡仁源任北大校长，自行“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本预科学生“名额增加一倍多”[3](P35)。这并不需要教育部批准。大学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拔特殊人才，满足大学特色化发展的需求。闻一多、罗家伦、钱钟书、季羡林、臧克家、吴晗等偏才、怪才，都是在此时期被北大、清华、青岛大学等校录取的。这种现象集中发生于此时期并非偶然，与大学单独作为招生组织主体有一定的关系。大学的个性化需求还体现为五花八门的招生方式和考试科目。有的大学以入学考试严格著称，宁缺毋滥，如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有的大学设“承认中学”，其毕业生成绩优良者无须试验即可入学，如南开大学，“平、津、沪有数中学为我部承认中学，每学期直接升入之学生为数颇多”[4](P316)。有的大学向来注重智慧测验，如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各大学的考试科目更是琳琅满目，有的设初试、复试，有的设必试、选试科目，学校之间、科系之间考试科目五花八门。当然大学单独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也有一定的缺陷，如1913年因预科生闹学潮，相率不考本科，“校方无法，只有大开方便之门，准学生以同等学力考入”⑤。

　　(三)大学作为单独主体的影响与成效

　　总体上看，大学单独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保障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选拔了个性化、高质量的人才，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招生腐败现象。但是，由于大学是招生的组织主体，可能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提高或降低入学标准，无视考试科目、内容对中学教学的引导作用，造成与中学教学相脱节，为了增加收入盲目扩大文科招生，致使文实科失衡。以分数为绝对的录取标准，不利于边远省份、少数民族地区考生，贫困家庭、工农阶层子弟考入名牌大学，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平。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形启示我们，“高校作为一个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理性主体，如果缺乏足够的约束，它就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学生和中学的利益，甚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P12)。改进的手段就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此时政府作为招生的组织主体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其实，北洋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大学招生的“市场失灵”问题，如1918年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就曾讨论“大学各科学额应否视需要与否而酌加分配”。但是现实的困难较大，“各校教室及实验室之地位，与教员人数均各有限度，不能一律，势难预定普通标准，不如听各校酌为分配窒碍较少也”⑥。直到1925年第十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还曾议决，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宜酌定各省区名额，不知为何教育部并未采纳实行此建议案⑦。这些问题亟待政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