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薛成龙，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培养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邬大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从国际视角解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时代的主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概念具有明确指向性，是一个多维价值判断。质量建设导向是以学生为中心、质量管理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阶段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命题带有明显的特殊性。从国际视野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质量建设的特殊实际，由此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建议和思考。

　　关 键 词：教育质量 质量建设 国际视野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课题“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教改办函(2015)13号](201513)的研究成果。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6.03.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根据《教育规划纲要》预设目标，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2014年，我国在校生规模达到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7.5％，可以说从数量指标实现《教育规划纲要》预定目标已无任何悬念，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实质进入高等教育大国行列并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在这样一个转型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其发展路途将如何选择？这既是世界性时代命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话题。

　　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时代主题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世界各国对于高等专门人才产生了强劲的需求，高等教育被看成是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投资高等教育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迅速扩大了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其中，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紧随美国之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高等教育质量危机，这一危机突出表现在较高的辍学率、适龄青年失业率以及高等教育学术水准的持续下降。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质量危机、财政危机、道德危机，其中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首当其冲[1]。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向全球昭告21世纪将是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由数量向质量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为了应对高等教育质量危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普遍关注的焦点，在全世界范围掀起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的热潮。例如，英国于1997年成立了质量保障署(QAA)，目的是保障英国提供的高等教育始终处于统一水准，确保英国高等教育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澳大利亚于1992年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CQAHE)，由该组织对高等院校质量保障机制和程序进行独立审核，并依据审核结果分配奖励性财政拨款。2000年，澳大利亚进一步成立了大学质量委员会(AUQA)，目的是确保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海外教育市场。日本在原有完善的民间评估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的国家学位机构(NIAD)，专门负责评估非学校教育机构的学位授予。2000年，该机构又兼作大学评估，其评估计划应用于所有国立大学，并作为文部省对国立大学拨款数额的主要依据。依托于这些独立的质量保障组织，发达国家加强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控制，形成了成熟完善的外部质量保障(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EQA)。它们或者通过国家的政策、法规或财政等杠杆对于本国高等教育质量加强干预；或者通过第三方认证、评估、审计或者办学准入标准，间接抬高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或者强化高等学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透明度，如发布年度质量报告，加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院校之间互动联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对高等教育质量控制的国家意志。

　　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高等教育成为各国竞争的重点领域，高等教育质量再度引起了各国普遍关注。许多发达国家开始以发布国家战略规划和教育战略规划的做法，把应对“教育质量危机”上升为建设性的教育质量国家战略。例如美国在21世纪初，连续修订和发布了几个国家战略规划和教育战略规划，包括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2002-2007年战略规划》，2006年的《美国竞争力计划》，2007年的《2007-2012年战略规划》。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制定了一项庞大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这项总额巨大的投资计划中，超过1,000亿美元(占12.7％)用于资助公立学校和高等院校，投资项目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所有方面。正如奥巴马2009年3月10日在全美拉裔商会上所说：“在全球化经济中，一个人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知识，教育已经不仅是通往机会和成功的途径，而且也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今天，那些在教育领域强于我们的国家，明天也必将会在全球竞争中超越我们。”[2]

　　除了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之外，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关注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IQA)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又一重要趋势。例如在内部质量保障中引入企业质量监控的ISO9000，以及实施论证、审核评估等。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等学校，有关内部质量保障建设已经进入到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成熟发展阶段，高校内部形成了包括课程测评(Course evaluation)、专业评估(Programme evaluation by student survey)、教学指导、检查(Teachers' supervision)、教学质量监测(Programme monitoring)、学生学业评价(Assessment of students' workload)、毕业生跟踪调查(Graduate tracer studies)、用人单位满意度评价(Employer satisfaction surveys)、用人单位参与(Involvement of employers in study program revisions)等一系列保障手段，这些手段通过学校整体目标整合在一起，又与外部质量保障互动，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也同样面临挑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经费和资源短缺以及信息技术缺乏等问题，他们正迫切寻求一些既经济节约又非常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为寻求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危机的有效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4年发起了一项包括中国、德国、智利、孟加拉国等8个国家在内的高等教育质量内部保障国际案例比较研究，即“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项目(Exploring Good and Innovative Options i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其研究最主要目的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内部质量保障现状并提出内部质量保障原则，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质量文化建设。200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会上发布的《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新动力》公报指出：“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质量保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必须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质量的实现既要求建立各种质量保障体系，形成多种评价模式，同时更需要在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质量文化”[3]。欧洲大学联合会也于2002-2006年实施了题为“质量文化课题”的研究，研究工作涉及欧洲36个国家的134所高校。经过数年的研究，课题组针对高校如何培育质量文化提出八项具体“优秀原则”：①增强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②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③重视内部沟通并赋予教职工权力；④对于评估程序和标准达成一致；⑤对于关键数据做系统的定义、收集和分析；⑥吸纳各方面(教师、学生、家长、雇主等)的适当参与；⑦重视自评；⑧评估后及时跟踪研究并改进工作[4]。与此同时，从2007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永久性教育计划“高等教育机构管理”(IMHE)下，专门设立“教学质量提升”(FQT)项目，旨在通过提供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框架和总结推广优秀教学实践案例，促进高校质量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