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志敏，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高志敏(1955- )，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成人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全球对于人类未来前景的重新思考，并开始毅然抉择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召开的两次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以及一系列相关出版物，无不聚焦可持续发展模式，无不推崇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深切感受到，关切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成人教育及其科学研究，乃至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不二选择。其具体路向，一是必当思考何以通过终身学习战略，来真切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必当探究何以获得广泛、持久的支持，来充分体现终身学习战略，乃至学习型城市建设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可持续发展 终身学习 成人教育 科学研究 不二选择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3-0045-09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3.008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尽显导师风范，告诫世人：我们每走一步都必须记得，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然而，如此意指人类本属自然，应当爱护自然、呵护共同家园，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箴言，百余年来却始终沉寂，不受关切。二战之后二十余年间，似乎更是被淹没在了企图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一夜实现工业化美梦的声浪之中。

　　话说成人教育及其科学研究要关切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那么首先有必要来关切、追溯这一理念和行动所留下的重大足迹。

　　大战硝烟散去，历史的钟摆返还到了重振经济的时代。然而，恣意经济增长的冲动，虽然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人均GDP的增长，但就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却并未达到预期，而是深陷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从人类借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来说，向度单一的经济增长追逐，首先引发的恐慌便是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作为工业化背景下经济增长支柱的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的存量被消耗殆尽的日子似乎已在跟前；其次导致的恐怖便是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惊心动魄，并急速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最后带来的恐惧便是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水土流失、土地荒漠、森林萎缩、草地锐减、生物多样性骤降，蓝色星球似乎旦夕之间遭受重创与洗劫。

　　人类的社会生存境遇亦随之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贫困、疾病、暴力、冲突、失业、性别歧视、种族矛盾、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机会不等、社会不公、治理不善等一系列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时时困扰着生命延续在如此时空中的每一个灵魂。

　　还必须注意到，根据联合国《1998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1998 Revision)中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球人口约为25.2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又猛增至50亿。同时，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根据联合国《2001年世界城市化展望》的统计(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01 Revision)，其人口从1950年的7.51亿增至1970年的13.57亿，再增至1990年的22.86亿，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29.8％、36.8％和43.5％。

　　人口急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无疑又将本已不堪重负和矛盾重重的地球进一步推向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困境。面对困境，被称为“过去100年人类最深刻的一次警醒”终于发生了：

　　——所有追念中，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名字定然不容遗忘。目睹农药对鸟类和生态所带来的惨状，她惊呼人类将就此作别“阳光明媚的春天”。1962年，她以一部《寂静的春天》的作品，最先将世界带进了“增长=发展”的质疑之中。

　　——1972年，美国学者沃德(Barbara Ward)和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由此，将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认知，推上了可持续发展台阶。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同样释放出了“合理、持久、均衡发展”的理念。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隆重召开人类环境大会。面对全然无以回避的环境困境，来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试图共商改善环境之策、携手重寻发展之路，并一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同年，联合国召开第27届大会，又决定将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日期6月5日正式定为“世界环境日”。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宣告正式成立。由此，一场轰轰烈烈，且旷日持久的保护自然、改善环境，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全球行动正式听得发令枪响。

　　——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定《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主张除了基于资源、环境视角以外，还应扩展至经济、社会、生态以及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基本关系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前行脚步，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持续发展”一词首现国际文献，并成为一个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以及自然环境发生全面交叉的动态概念。

　　——198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同年，美国学者布朗(Lester R.Brown)也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指出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1982年，联合国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人类环境大会十周年纪念会议，并通过《内罗毕宣言》，阐述了各成员国家在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过程中所应恪守的原则。

　　——1983年，既以首相名义，又以环境学家身份，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受命联合国，发起并正式成立了由21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7年，历经四年论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形成了一份对人类社会演进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意涵，认为其即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19)。并且坚称：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交织、无法分割；仅凭地球能源、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从现在开始，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而改变既有的发展模式。

　　——1991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联合制定并发布《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则力主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同地球的承载能力保持平衡；再则坚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归宿必当锁定于关涉健康、平等、自由、人权等，美好的生存环境与理想的生活质量。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所阐述的思想和主张，在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中得到普遍认同，并基此形成共识，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文献。自此，“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概念、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原则而频见各种媒体。诚然，更重要的是，它开始走出更多囿于理论、学术层面的探索，而大步迈向切实的战略谋划，并成为一项覆盖全球的实践探索行动。

　　如此这般，显然是人类面对资源耗尽的一种惊骇、环境受损的一种反思、生态失衡的一种忏悔，同样也是面对与其相随而来的各种生活困境、人际失和、社会矛盾、国际争端等问题的倒逼，开始有所追悔与正视的表现。说到底，这是一次人类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与环境、自然关系的反思，也是在自身前途、未来命运与赖以生存的环境、自然关系之间一次最深刻的警醒。

　　警醒之后，便是国际社会根据里约会议精神，展开了种种新的研究与实践行动。声势之浩大、覆盖之广泛，所有人都可深感其中。就我国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994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确定为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和“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定选择与实施的战略。距环境与发展大会20年后，联合国于2012年在里约再次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最后形成的重要文献《我们希望的未来》，再次敦促所有成员国家务必“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及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至于近期举行的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各成员国又根据人类未来15年应循的发展轨迹，确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