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美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蒲艳春（译者），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军（审校），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

　　本文是基于201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主题发言而撰写的。笔者的灵感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凯硕先生（Kishore Mahbubani）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跃居世界首位，其领导人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文明及文化应当如何为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1]

　　注重文明及文化意味着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未来十年内任重而道远。他们不但要传播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教育精髓，而且还要阐明自邓小平提出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来30多年中教育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1976年，笔者在香港任教。就是在那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离世，笔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恐慌和对未来的期待。那时候，谁会想到中国会成就今天的辉煌！因此，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就顺理成章地以反思它在中国召开的重要蕴意开始。

　　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于201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意义深远。笔者首先想分享一下自己的所思所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学在全国就一直首屈一指，这主要得益于杰出学者顾明远教授的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1949年，顾教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一个月后，也就是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成立了。两年后，他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1956年返回北京。经历过大跃进（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风浪，他仍孜孜以求于国际及比较教育的研究，建立了外国教育研究所，并于1965年参与了《外国教育动态》（后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创刊，随后于1982年与王承绪、朱勃一起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学教材。[2]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和副校长期间，他积极推进学科发展，与日本、北美洲和欧洲的学者建立广泛联系，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中心在中国乃至东亚的领军地位。[3]60年前，顾教授从莫斯科学成回国，决心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让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60年后，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恰在中国举办，其间妙境，无以言表。

　　60年的起落沉浮，沧海桑田。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曾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后来因为某些复杂原因退出，这里不作详述。[4]2011年，中国再次加入联合会，并在2013年竞标成功，获得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主办权，这也需要感谢另一位年轻一代的教育研究带头人李荣安教授。李荣安教授在英国杜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东亚教育的公民身份，后回到香港从事比较教育学研究，重点研究公民身份以及华人学习者等。他曾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现香港教育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和香港公开大学任教，从事科研并担任领导职位，开拓性的研究使其著作等身、硕果累累。2010年6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会长。三年任期中，他推崇互谅互敬的原则，帮助中国比较教育学会重返联合会，并获得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主办权，出色地完成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教育关系也愈发和谐——这次大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现。由此可见，全面深入的合作已成为可能，各方共同努力，让儒家传统思想精髓影响世界教育的发展。因此，就有了本文的核心问题——作为“中心的中国”对全球教育有何蕴意？

　　一、互惠互利，回馈世界

　　笔者一直在思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历程。30多年的亲身实践让笔者有所感悟：中国经济和教育的腾飞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价值传承以及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所指引的方向，比如邓小平。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国际社会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在《论语》中，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论语》和《圣经•路加福音》中都有对“谦恭”的阐述，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在《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先讲了管家受主人之托管理仆人的故事，然后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秉承传统，遵循古语精髓中的责任和互惠精神，就会虚怀若谷、感恩怀德，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国际社会在教育领域所给予的帮助感怀在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笔者一直在参与并见证中国教育的发展，为什么这一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援助史上如此举足轻重、独树一帜？笔者想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并面临发展的挑战，各种多边和双边援助项目广泛开展，包括重要的教育援助。这些援助项目本来或许是出于好意，但是很多却被冠以“新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名号。[5]人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利用战略援助项目来巩固它们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维护国家利益。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也是为了满足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之前，也曾接受过苏联大量的教育和经济援助，但有趣的是，1957年之后，中国则开始拒绝苏修社会主义的援助。[6]

　　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中国教育的援助者对这些误解感触颇深。因此，与早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同，他们与中国的合作更因地制宜和更加公开。世界银行开始与中国商讨贷款支援中国经济重建的时候，笔者就住在上海。第一批代表团的领导提出愿意提供贷款，用于能源、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中方则表示教育才是首务。[7]世界银行立刻决定贷款发展基础教育，因为研究表明投资基础教育的社会回报率最高。中方教育官员则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得到较全面发展，贷款应该用于发展高等教育，因为大学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谈判的结果是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12次贷款，总额近12亿美元，用于支持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和专业类院校（包括国家级和省级）以及职业院校的建设。来自全国很多地区的教育领导者一致表示，其所在地区和高校都得到了教育贷款。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复苏了，即使最偏远的地区也不例外。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独具特色，因为它融合了百年来中西方交流的精华，兼具中国高等教育丰富的传统和多次试验的外国模式。[8]世界银行常把不适合当地情况的模式或不可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合作方，因而遭受非议。但是，这次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教育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互敬、互惠和责任意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