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构建更为均衡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2008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缩小态势，但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依然高达0.465。影响居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因素因很多，自然地理条件、人力资本差异、地区的商业传统、产权保护等都可能带来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税制结构、转移支付制度在矫正初次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有很大影响。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201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65218.1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1.62%。这种跨时期、跨地区的财政垂直不对称性，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对可支配财力，也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激励结构，从而直接或者间接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本文试图通过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实证考察近年来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对收入分配的效应。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第一，在对政府间纵向财政收支分配的整体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基础上，研究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垂直财政不对称变化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特征。第二，将地方转移支付依赖度作为门槛值，对垂直财政不对称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转移支付依赖度过高，中央政府通过提高垂直财政不对称，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居民收入的分配均衡。  

　　鉴于公平收入分配“一体多面”的重要性，并且和财政体制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研究中首先具体阐释了“部分分权”的体制安排中，垂直财政不对称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三种渠道，分别是财政收入分配渠道、地方政府激励渠道和转移支付渠道。同时，转移支付作为垂直财政不对称矫正型策略，是“部分分权”下分税制的配套政策，其规模和结构都是影响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不平等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在全面测量1995-2015我国27个省级垂直财政不对称程度和转移支付依赖基础上，以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再分配衡量标准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实证分析中，首先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利用最小二乘虚拟（LSDV）回归得出结论：垂直财政非对称（VFA）提高会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全样本和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反而会随之增加。其次通过对转移支付依赖度的门槛研究，发现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的地方，垂直财政不对称的增加会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而超过一个阈值，转移支付资金依赖度较大的地区，提高垂直财政不对称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同时，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模式不同，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不尽相同，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在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为“U型”关系。  

　　转移支付不仅是垂直财政失衡的重要补缺策略，更广泛作用于协调政府间利益关系之中。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显示转移支付在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分配中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转移支付依赖一旦失“度”，会通过总量和结构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行为激励，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作用。本文的研究说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需要将转移支付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一方面，需要通过改变政府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地方政府对民生领域建设的积极性，增加对贫困人口及地区的关注和补贴；另一方面，在深化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基础上，提高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水平，不断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 

　　[韩一多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00082；付文林（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20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