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调整时期技术路线的恢复 

　　大跃进后期，各企业遭遇到生产困难局面，广泛出现工业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产品质量下滑的现象。由此，中央制定的政策方向，转变到了如何提高质量、提高管理水平的方向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人员的价值被重新评价，大跃进之前的技术等级制度与生产绩效考核标准部分得到恢复，“只红不专”的政治忠诚原则在干部晋升过程中的重要性被淡化，大规模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也暂时中止。 　　  

　　从生产的角度而言，提拔工人技术干部、打破技术等级制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但近乎平均主义的权力分享结构却造成了生产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引起了企业内部的权威失效，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党委领导对技术人员工作与学习的干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领导是外行充内行，技术人员只好内行变外行，照着领导的意见做”的状况。工人与党委领导使技术人员“上压下挤，两面受夹”，导致的后果是产品质量下滑，生产效益降低。如中华造船厂1961年更改管理模式，给予工人更多的生产决定权之后，废品率在1个月内从13%上升至22.39%。如上海南洋电机厂某工人做了一个样品，拿到技术科要求改设计，技术人员认为仅仅是样品，大量投产之后不一定有经济效益，但由于党委领导表示支持，技术人员“怕戴不支持工人意见的保守思想帽子，‘这是工人提出来的，领导在大力推广，如果不同意不去支持，就会被人讲捧牢书本不放的保守思想’，就没有反对这样做，结果大量投产后达不到要求，毛病百出”。又如上海衡器厂由工人设计的仪器质量不过关，党委领导担心完不成生产任务，遂要求技检部门提供合格证明，“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出厂”，有技术员表示，“领导一句话就是技术标准……我们厂不仅有技术规定公差，还有民主公差（即大家讨论同意，不合格也通过）、协商公差（同检验员协商通过）、情面公差”。这种“一句话值千金……造成大量报废”的情况普遍存在。 　　  

　　1961年7月，为了起草《工业七十条》，有关部门在企业中开展座谈，听取意见。技术人员普遍表达了对大跃进时期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满。有技术人员提出“发动群众是完全必要的，但发动群众时却没有把我们也当作群众的一部分去发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我们除了跟跟班之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技术员就像是车间领导的秘书，做做抄写工作”；“领导上管得太细太死，使得技术干部很难发挥作用。想的东西往往说不上去，平时说的意见也是说了不算，下去不能指挥，上来坐着闲着无事。看看技术资料感到气候不对，搞点总结材料说我们尽画曲线，没有用处，所以有时干脆可管可不管”。归根到底的建议是“希望以后也能听听技术人员意见……要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下，把技术责任制明确起来，不希望党委领导包办技术”。

　　对于大跃进时期党委包办、“只专不红”的情况所产生的问题，多位中央领导发表了意见。周恩来曾举例说：“如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邓小平则批评了党委干预生产的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他还提出“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因而应当重新审定技术干部的提拔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陈毅也表示，只要技术人员“能够在业务上搞出一定的成就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 　　  

　　上述意见和解决方法，都写进了1961年9月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之中。条例提出，企业行政工作的指挥中心是厂部，凡是计划的制定、生产的调度、财务的管理、产品的设计、质量的检验和厂以下各车间之间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等，都由厂部负责。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是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关于技术人员的晋升标准，条例提出，技术人员的职别（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见习技术员）的确定和提升，要根据他们的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和技术水平，而不是单纯依据阶级出身、政治表现等方面的标准，“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的限制”，“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工业七十条》的核心要义，在于削弱党委的权力，提高生产部门应有的自主性，缓解企业内部权责不对等的局面，避免厂长出现“无权有责”的状况；同时部分恢复大跃进之前的技术等级制，技术专家的作用得到了强调。“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又出现了传统的差别，这时显然是强调技术专业知识，而不是思想红”。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一名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彻底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必要完全接受党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一个人的“红”不是体现在参加会议和政治学习上，而是体现在他是否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专业活动，“文章告诫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本身当作个人主义来进行批判”。《工业七十条》强调生产第一、政治第二，推行“专家治厂”，普遍改善了技术干部的境遇。这些对技术干部相对有利的局面，到了文革时期重提政治忠诚、讲成分和贴标签的风气再度蔓延之后，再一次遭到终止。 　　  

　　六、结论 

　　从以上陈述的情况可以看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取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和产品生产质量。大跃进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曾被摧毁与改造的技术权威再次占据了自己在大跃进前所拥有的位置”。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提出“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共有3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撒列尼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选拔的研究过程中借用了“资本理论”，认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即废除了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从而消灭了经济资本，影响个人阶层地位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社会资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形式，政治资本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为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矛盾冲突。技术人员具有专业能力，掌握文化资本，党委领导与拥有“强助权力”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经济转型之前，政府的目标是巩固政权。为了换取工人阶层的继续支持，政府对工人的权力行为给予保护。当工人与管理者发生冲突时，政府借助于政企一体化的制度，以政治权力增强工人的权力，抑制管理者的权力。比如，处分惩治工人的管理者，支持工人反对管、卡、压的行为等。他将这种状态称为工人所具有的“强助权力”。的工人群体则掌握政治资本，两者之间“拥有互不调和的价值体系，而且各自依赖着不同类型的资源”，大跃进时期“又红又专”概念的提出，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都可以视为共产党试图掌握文化资本的再分配权力，对旧精英占据优势的领域进行削弱、剥夺的尝试，由此直接对技术精英的生存境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从实际效果来看，大跃进时期加强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力，打破技术等级制度，以政治动员的方法使群众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生产中来，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无论是党委领导还是工人技术干部，均缺乏足够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指导生产活动。当时一份材料明确指出，如何既有生产观点、又从政治着眼，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纯洁技术干部队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到，当“抓革命、促生产”二元话语同时开展的时候，往往面临强烈的张力与困境。政治权力对生产活动的过度介入，导致技术人员无法发挥专业领域的权威作用，很难实现革命与生产的兼顾。“政治中心并不能随意形塑社会，它必须首先满足社会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实践与《工业七十条》的路线调整，为这一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