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侨商联合会主办，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承办的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李扬、张晓晶、史清华、都阳、Robert C. Feenstra、李志远、余淼杰、龙小宁和张晓波等9位学者的5部论著获奖。来自国家部委、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颁奖典礼及论坛讨论。此次论坛的主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中国经济创新发展”。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的服务化与效率提升不同步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宏观上的结构扭曲，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导致制造业的效率提升被服务业挤出，带来中国增长的非连续性。此外，当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人力资本难以深化，资本也难以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认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使人力资本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负外部性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和干预，使当前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改革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未富先老”的独特挑战，应对老龄化危机的根本之策是，以人力资本的提升替代劳动力数量的优势，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来适应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变化。因此，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效率是否有明显的提升，尤其是人力资本能否有效积累。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晓晶认为，在早期发展阶段，适度扭曲（比如强制动员储蓄、保护幼稚产业等）对于突破贫困陷阱有很大作用，但随着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扭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并成为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障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要归咎于由金融结构扭曲导致的储蓄率下降，这需要从微观主体最基本的运行架构上着手。

　　从“库兹涅茨增长”到“熊彼特增长”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教授龙小宁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正从原来的“库兹涅茨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创新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虽然当前工业对GDP的推动作用已经减弱，但“十三五”时期工业的重要性没有降低，特别是新经济的重要性没有降低。从工业化大视角上看，“新经济”的实质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信息化与“再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而对我国而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我国要依靠新的技术革命，发展新经济，围绕“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李佐军认为，依靠粗放的大规模要素投入的旧动力已不能维系，需要寻找新动力，且新动力必须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是：（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路径，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2）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3）要素升级，增加人力资本、信息化、知识增长等。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认为，从创新驱动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种增长的陷阱，更是一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时所遇到的陷阱。外资企业由于直接使用合资外方母公司的技术，结合本地低廉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来生产产品，当本地要素价格上升时，便会转移到其他要素更低廉的国家，其创新行为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此时，若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及时提高，并驱动经济增长，东道国便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应更加关注本土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及其与外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只有配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重点突出研发，在企业的持久动力方面下功夫，才可能真正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开放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因此实际中会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左右摇摆，并常常妥协于短期稳增长，从而缓解结构问题和结构调整总是被延时。此外，既有的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下的利益结构，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体制模式的改变，在既定的刚性结构下面，调结构可能是一厢情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关键是改革，而挖掘和培育改革的动力机制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在于：以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为前提，重新界定政府以市场机制作用的边界，培育微观的改革经济形态，继续沿着产权和价格这两条线进行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延兵认为，当前中国的生产型地方政府导致了教育、医疗、科技的长期供给不足，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推动作用，并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收入差距分配的扩大。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实现生产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转型，即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责，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责。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非常有限，要进一步加快收入再分配改革，进一步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调整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并加快推行房产税、遗产税，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认为，当前我们正在新历史条件下构建全面的开放发展格局，“一带一路”是全面推进新历史时期对外开放总体框架下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中亚是打通整个欧亚联系的重要环节，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而由俄罗斯、白俄罗斯等5国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5+1”合作，实际上就是打通中亚通往欧洲的关键节点。在“5+1”深化合作中，除了过去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旅游、金融、地产等服务业，以及农业相关产业、机械、化工、能源等实体产业的合作，也具有非常大的合作潜力。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院长周立群认为，应该让中小企业也融入 “一带一路”，引导它们进入经贸合作区。他建议，加强民营企业融入和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培育国际化的商会和协会，使国内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实现点对点、园对园的国内外相呼应对接，构建民营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的知识和辅导体系。同时，要换位思考、把握对方需求，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寻求第三方乃至多方合作的新形式，共同探索产能合作的规划和机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经济新常态的下“改革开放”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具体的开放途径、方向、内容应有所改革。2004年以来，我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呈指数上升态势，相对东盟和非洲国家，中国的价格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虽然新世纪以来中国产品质量提升明显，但离德日产品的质量尚有明显距离。因此，在价格、质量没有优势的情况下，一是对外经济要改革，继续推进全面有序开放，重点开拓新兴市场，发展南南贸易，加快自贸区建设，重视服务贸易；二是对内经济要开放，创造公平的国内市场环境，取消各种可能的扭曲和错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杨少瑞、李先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