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的主权国家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能否团结一致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维护好这条生命线成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是最成功的，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亲如一家人。相反，其他不少多民族国家面临诸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问题，如西欧地区民族公投和移民问题；北美地区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墨西哥的土著人问题；拉美国家的土著人受歧视问题；南亚印度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间族群冲突问题、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族群冲突问题；东南亚地区族群分层与歧视问题；非洲地区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族群冲突问题，等等。据美国和平系统中心统计，1946—2016年域外国家因族群冲突死亡人数多达795万人。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实现，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这些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正所谓“加强民族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和合”的民族史。“和合”观是指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相处等思想和原则，是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国际观的集合。“和合”观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东方文明的精髓，构成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源泉。

　　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音律的和谐；青山绿水,山峦峰谷，这是自然的和谐；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倡导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因此儒家主张“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扩展到宇宙万物”。与儒家从自然法则中发现人伦道德的根据不同，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准则。正是从这种“天人合一”、“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的理念出发，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强调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此基础上再向自然索取。

　　这种宇宙观有助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等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助于中华民族对于“合”的追求，这集中地体现在对“大一统”的追求上，一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历史上无论是华夏族、还是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都以“大一统”为圭臬。其次与自然为友的民族发展观有利于各民族的“绿色”发展。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代表了美好生活的希望、人民群众的期盼。近年来，民族地区依托资源优势、特色文化优势、生态优势，步入了经济发展快车道，如2017年民族八省区除内蒙古外，其他七省区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这些都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同于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西方强调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力行“天”“人”分离，导致人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一方面，功利性的泛滥引发工具理性下的道德隐忧，即以利益的追求来取代道德价值的判断，利益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这在民族关系中日益造成失序，乃至打开民族屠杀、种族灭绝的潘多拉魔盒，如殖民时期的奴隶贸易、北美地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等史例。另一方面，漠视自然环境变迁的索取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和民族关系的恶化。美国环境人类学家埃里克·尼尔森就指出，全球变暖是肯尼亚湿地地区、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

　　二是“和而不同”的秩序观。和而不同即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并将其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合体之中，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汲取彼此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事物。“和而不同”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总原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和”的关键是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和而不同”作为中国的一大智慧，它承认社会是由民族、文化、性别、出身等不同的群体构成的，并能在此基础上共同生活、合作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