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学该做怎样的研究、研究对象的界定等，是社会学学科自创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中，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往往有很大不同。直至近年，这些议题仍备受争论。

　　作为“总体”的社会学

　　在学术界，称某学科为“帝国主义”，是说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超出其应有的范围，转而用自己学科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去涉猎本该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甚至“侵蚀”了其他学科的利益。例如，曾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帝国主义”等称谓，就暗含着对这种“侵蚀”的批评。其中，“帝国主义”一词是观点／立场，同时也是战场。

　　在社会学方面，也有学者提出过其中存在的“帝国主义”问题。如肖瑛曾提出，“社会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帝国主义情结”，而且“这种诉求与生俱来，生生不息”。所谓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是从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反思中提出的。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古典阶段”，“社会学致力于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一门总体性社会科学”；在“现代阶段”，“社会学已经承认了社会科学内部诸神纷争的局面”，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是经常被讨论，甚至被质疑。

　　“古典阶段”的研究，在今天常常成为被效仿和追忆的对象，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研究便是如此。很多反思现代社会学学科命运的社会学家，如米尔斯、塞勒尼等，往往以“古典时代”作为标尺。“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总称，而不是当今社会学学科定义下的狭义“社会”。如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的概念，而不属于剔除了经济、政治因素的“剩余学科”范畴。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已经预设了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之王”的地位；他认为，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诸如政治、经济等）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

　　“后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其研究对象在教科书和研究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二者之间互相补充。所谓教科书中的社会学形象，是指社会学家试图在“社会科学诸神纷争”的局面中，在理论和方法上为社会学的独特性和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在实践中，社会学研究的共识尤其体现在主流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中，对一些常见变量的不同维度的解读，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对阶层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等的影响。

　　但上述共识无法回应涂尔干等“古典时期”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界定，上述处理方法更容易将社会学的形象简单化，甚至使之沦为一种“剩余学科”。

　　反思固化对象与僵化方法

　　伊万·塞勒尼认为，自２１世纪以来，社会学面临分析技术精细、话题琐碎等问题，无法对话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而无法完成马克思、韦伯时代的社会学使命，即社会学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独特视野对经济学等提出严肃而重要的挑战。这一问题一直是试图有所作为的社会学家所焦虑的。米尔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指出，美国社会学中的抽象宏大理论和精巧的技术分析已经对社会学学科造成伤害，他因此倡扬“社会学的想象力”。

　　２１世纪初，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学科界限的思想。他对中国社会学自１９７９年恢复以来所塑造的“科学”形象做了批评性反思。他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而不仅具有“科学”性。固然，社会学的科学性使之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可以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入一定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等的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费孝通对社会学之人文性的上述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学研究转向一种文化分析。例如，他以“意会”、“将心比心”等讨论来说明社会学该如何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研究的问题。在他的讨论中，还有将社会关系“文化化”的倾向，这不是延续既有社会学有关社会网络研究的路径，而是以“意会”等方式重新探究社会关系中的文化意涵。他认为，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而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发掘中国文化传统，或许会成为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