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丁为祥

    武汉大学教授 李维武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曾风行一时。21世纪以来,又陆续有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厘清二者的不同内涵、划分研究的边界与层次,是思想史与哲学史交叉融合的前提,也有利于提升整体研究水平。围绕如何区分和整合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以促进二者交叉研究等问题,本报记者与相关专家学者展开了对话。

　　思想史重“史” 哲学史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3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陈卫平:30多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哲学史学术领域,这与该领域自身内在的问题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否定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之后,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哲学史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涉及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冯契提出的新的哲学史定义,即“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一定义实际上分辨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哲学不同于其他思想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自身根本问题的,哲学史也以探究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为宗旨,从而与思想史相区别。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哲学史学界又展开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可以用来自西方的“哲学”梳理和表达。这自然又涉及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对此,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认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所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这意味着将哲学史涵化于思想史。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倾向,是“净化”哲学史,以标示其与思想史的不同;而在21世纪初的基本倾向,是“泛化”思想史,以突显中国哲学蕴含于传统思想之中。

　　李维武: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分,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距离上明显地被拉开了,变得不相似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者与思想史研究者双方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哲学史家为了突破旧的研究框架,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同的内涵及特点,提出重视哲学范畴的研究,主张从历史上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入手来书写哲学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开始探寻与哲学史不相同的思想史写法,逐渐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和内涵,不再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主要书写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