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列宁同志先走!”这是中国人曾经最熟悉的电影台词之一。现在当我们纪念“帝国主义论”完成一百周年之际,发现列宁当年确实大踏步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本独具慧眼的小册子在一战炮声中有力地敲响了帝国主义的丧钟,并在其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变成了一部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政治杰作。它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及其政治内涵的揭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帝国主义论”解决了革命时机难题

　　马克思曾经明言,一种生产方式在其潜能充分实现之前是绝不会被消灭的。这一论断后来让马克思自己在回答俄国公社何去何从问题时陷入了困境:既然俄国资本主义刚刚起步,远未实现其生产潜力,那么当时的俄国革命从理论上讲就应当摧毁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公社。但是马克思却出于革命实践的考虑,设想俄国公社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生长点,因而倾向于保留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俄国公社。马克思左右为难,短短的一封回信,居然草拟了四稿,最终的答复还是冲破了自己原先的理论设定。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绕不过去的革命时机难题,即如果一种生产方式在其潜力充分实现之前绝不会被消灭,那么就不得不寻找一个标准来判断它是否已经山穷水尽。但标准何在呢?当《资本论》结尾敲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丧钟,并发出“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警告之际,马克思显然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达到或至少接近于达到其生产极限了。但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虽然历经暴风骤雨,却仍然存在,并且如马克思所言正在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就是标志之一)。若按纯粹经济观点来看,当时的革命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何时发动革命?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深深困扰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认为,革命时机成熟的标志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既然当前尚无任何此类瓦解迹象,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只能是改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取改良,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而不是为革命而发动革命。伯氏这个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其核心就是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并且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的时机都不会成熟。因此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就不可能是革命。可见,由于不能解决革命时机问题,革命面临着被推迟甚至干脆被放弃的现实危险。严格按照经济标准来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看来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