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长著(1942- )，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目的/意义]就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开展学术讨论，以期在学界最终能够达成较广泛的共识，促进中国情报学研究的更大发展，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方法/过程]通过回顾情报学的发展历程，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异与同，以及情报学在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偏差，分析了形成我国情报学发展现状的客观原因。[结果/结论]情报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存在的三个问题：情报学如果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的归属和档案学的划归问题使得情况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情报学与现有多个相关名称的关系问题；“情报学”很可能难于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英语词。

　　关 键 词：情报学 图书馆学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7)05-0006-03

　　学界一些朋友关于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建议，阐述的理由很充分。去年的这个时候，包昌火先生不顾高龄，与中信所陈峰先生专程来社科院，向我谈及此事，对我启发良多。对此我没有异议。情报学的确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由于它明显的跨学科性，与许多领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极大。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引入到情报学研究中以后，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场革命。大数据的出现，虽然涉及很多领域，但同时也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情报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拓宽。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不解之缘及分分合合，造成了许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分别给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增加了“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使命和分工，有着自己的核心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较明显的趋同趋势，交叉领域甚多。我既不赞成把它们等同起来，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更不赞成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源于科技和军事科学的发展及其竞争对情报和情报工作产生日益广泛的需求，而“冷战”的加剧，更是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敌对双方对情报和情报学的依赖，从而把情报学推向了新的辉煌，但情报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并非只是军事和科技，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理由，它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情报学的核心是要解决浩如烟海的情报信息的搜集、加工、存储、检索和服务等，而这些情报信息通常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置身事外。为了更深入地讨论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虽然很早，但一些大学，比如开展情报学教育较早的大学之一佐治亚大学，正式把情报学列进学校的教学大纲也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此前，在欧美许多国家开展的学科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工作，催生了情报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除前述原因外，还因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不能完全回应近代技术应用于文献资源的收集、组织、存储、获取、解释与应用，以及深层次开发和服务等复杂问题和多元化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的产物。

　　互联网特别是万维网(WWW)推动了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革命性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人们开始把图情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领域，关注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某些亟待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比如今天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企业和经济体重视的竞争情报的研究与实践，差不多就是那个时期前后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这说明情报学者开始更加注意应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来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在传统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促使传统图书馆学逐步向当代情报学靠拢，使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学科间传统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并在此基础上加速了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在北美，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这个名称为此提供了佐证。笔者在北美访学和欧洲工作期间，曾经不止一次与欧美的图情学家探讨这个名称出现的缘由。许多人的答复不外是：这个名称说明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之间客观存在的密切关系。既然它们之间的交叉点甚多，常常又难于界说清楚，何必非要割裂开来。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和学理性如何暂且不论，但从现实情况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北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学计划经历了一场实质性的变化，这反过来促使教育者反思他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称为“图书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的那些教育机构在名称上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或者改为单纯与情报信息有关的学院，或者是与图书馆学合二为一。这已不仅仅是名称和形式上的变化，名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内容及研究趋势的变化，往往预示着学者研究和教学活动中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的开始。

　　我们在完成一项委托课题时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北美大多数与图情有关的学院都以以下名称中的一种为自己命名，只有细小的差异：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Policy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School of Information

　　这一变化大体上显示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融合及情报学教育得到加强而图书馆学教育被弱化的趋势[1]。我国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历程，基本上与此大同小异。

　　北美的学者们认为，强化情报学研究及教育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是信息，而不是书已成为许多教学计划的重中之重；2.信息技术正在对文献服务单位的基本职能产生着重大影响；3.情报信息专家有相当大的市场，它们可能与图书馆有关系，也可能毫不相干。这三条经验，似乎与我国的情况也大体相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归纳：今天，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重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其间的共同点、相似点和交叉点仍然不少，特别是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就更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I-school运动率先在美国兴起，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晚近时期又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这些措施实际上是顺应了国际社会对更高和更深层次对情报学教育的广泛新需求。值得充分肯定。另一个方面，由于情报学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智库建设中的独特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引起了决策者和学术界新的关注。情报技术的发展，情报分析与研究的延伸，很自然地扩大至这些领域，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比如，美国兰德公司是公认的世界知名的智库之一，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在从事战略情报搜集、分析、研究与服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终成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的开展综合性高端政策咨询的智库之一。情报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还在不断变化，现在对这些变化下孰是孰非的结论也许为时尚早，但至少说明，情报学的作用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