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两大变化特征。一是全球经济在波动中走暖。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没有预测到,使全球经济在毫无准备中陷入了严重困境；2009年是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在全球救市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自2011年之后再次进入低谷。自2013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在波动中复苏的态势,尤其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具代表性。二是中国经济持续性下行。2003年至2007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周期,可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是过“热”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看出,2007年底“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2008年4月“既要防经济过热,又要防经济下滑”,7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再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表明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冲击和挑战。2008年,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务院提出了4万亿财政投入和十大扩内需政策,在极短时间内阻止了中国经济的下滑,保证了中国经济短时间内企稳回升,成为全球当时唯一短期走出危机的经济体,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特点。然而到了2011年之后,在这一轮由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过程中,中国经济掉头向下,甚至在2013年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后,仍然往下走,呈现了持续性下行的阶段特点。

　　中国经济下滑不能从表面上理解,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的下行称为“积极有为”的下行。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从经济社会现实看,大量的问题都不比“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小,对外面临出口需求不足,对内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行业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宏观债务水平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换挡。另一方面,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必须走出为增长而增长的阶段,走向为发展而增长的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为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之路,即立足于“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管理的“需求侧改革”,在追求GDP的大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样一个为增长而增长,由一个个短期增长组成所谓的“发展”过程,也使我们承受了“发展”的代价。这种依靠低端的、破坏性的、污染性的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支撑增长的道路不能持续下去,必须终结。

　　我们现在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要在这个阶段把速度降下来,把结构调整好,把消极因素消灭掉,这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经过的。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速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不仅正常,而且必须。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用新的发展方式来取代过去尽管正确但不可维系的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完成,一是经济结构优化,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发展动力转换,从依靠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战略性产业,通过新的供给的要素来拉动经济新的增长,支撑未来中国发展。

　　现在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信息化产业发展波澜壮阔、十分迅速,只要搭上这个快车,利用好“互联网+”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能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推进中国产业走到全世界的最前列。但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对中国当下来讲,就是要形成全民的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进行。因此,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要占领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培养为未来产业接招的人才,形成新鲜的产业,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就需要营造全民创业创新的浓厚氛围,从而使一部分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未来发展的支撑力量。

    （作者:山东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