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学会2017年年会暨第21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近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著名专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积极财政政策须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迄今为止，在财政工作的实践层面，还没有完全找到积极财政政策区别于以往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财政理论界还没有在理论上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和扩大需求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外延、作用机制说清楚。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总说要防止新瓶装旧酒，新瓶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旧酒就是以往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如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不加任何修改地复制、照搬这套理论，那么实践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仍然聚焦于需求和总量调节。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有越来越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逼近的趋向。不妨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有关财政政策安排的几个数字去揣摩。

　　第一个数字是23800亿。这是2017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规模安排。今年的预算赤字不是根据预算收支安排平衡之后的结果，而是倒算过来的。以2016年74.4万亿的GDP作为基数，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今年6.5%的经济增长速度推算出2017年我国GDP的总值可能达到79.4万亿。79.4万亿乘上3%，结果就是23800亿。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尽管今年经济形势严峻，仍然需要巨额财政赤字，甚至不止于23800亿，但是决策层在战略上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不能突破3%的心理防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取向。如果放在过去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背景条件下，可能就不是这样安排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不同于以往，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考虑。

　　第二个数字是8000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8000亿和23800亿没有关系，它不在23800亿的范畴之内，是在23800亿的一般性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额外增加8000亿专项债券。去年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是4000亿，今年增加了4000亿，达到8000亿。这说明起码我们在理念上、思想上、战略上有意识守住3%的心理防线。面对经济发展和稳增长的需要，我们把前门堵住了，在一般公共预算之外开了一个口子，用8000亿的专项债券弥补23800亿财政赤字相对的短缺。脱出一般公共预算，而在其他的预算当中安排适当的财政政策，起码让我们对财政赤字心存敬畏，知道财政赤字是有风险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开口子额外去搞那8000亿的地方专项债券发行，但是时刻有人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中国的总体财政风险。

　　第三个数字是5500亿。这是今年计划减税降费的总规模，其中3500亿是减税的规模，2000亿为降费的规模。减税降费从来都是受欢迎的，问题在于，拿什么去减税？减税就得有减税的归宿和来源。从我国减税历史上看，基本上都是借钱减税，一手扩大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一手实施减税。今年23800亿的财政赤字，相对于去年21800亿的财政赤字增加了2000亿。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取决于赤字的总规模，而只取决于赤字的增量。也就意味着，对应今年这5500亿的减税降费规模，赤字上基本上是2000亿，剩下的就得通过其他途径去弥补。其他的途径在哪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三件事。一是政府一般性支出压缩5%，尽管额度很小，但是起码是一个信号；二是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三是压缩非重点财政支出。在这三条措施之外又提了一个新的词汇，叫作“节用裕民”。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用减少政府支出的办法实施减税降费。不管能不能做到，至少开了一个头，确定了一个方向。如果今后照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相匹配的这样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大致框架，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有削减政府支出与减税降费并举，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之举。应当说，我们越来越转向于契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减税降费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