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卫思谕）9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智能时代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跨学科平台主办的“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在线上举办。

　　超大城市的法治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指出，法治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深刻阐释，而这对于超大城市治理意义深重。首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天然包含对超大城市进行治理的相关法规体系。其次，超大城市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道路。此外，要注重意思自治原则在超大城市治理过程中的运用，即在只涉及到当事人私人利益关系安排的时候，要尊重当事人自主的意思决定。社区治理中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物业合同即是该原则的体现，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基本的单元，基层社会治理得当将为实现超大城市的治理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语言和治理的关系这一议题。参考西蒙人工物与自然物的区分，城市也可视作人工品，城市治理的核心则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语言在人类的沟通与行动中不可或缺，它对城市治理事实发挥了支撑和建构的双重作用。同时，概念构成了语言的基础，因此关键概念又成为理解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视角。具体到北京市“接诉即办”而言，则形成了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每月一题以及月度点评五个关键词，这是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的北京经验。

　　山东大学（青岛）党工委委员、副校长兼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基于城市在经济、社会、空间、文化等方面低包容的表现，提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呼唤包容性治理这一论断，指出包容性治理可以在治理理念、制度供给、治理机制、政府创新四个维度提供助力。他从包容性增长到包容性发展再到包容性治理的逻辑提炼出实现包容性城市的重要途径，并从治理机制、治理程序、治理内容和治理结果四个方面提出了包容性治理体系。他指出，城市包容性治理的几个重点，即充分考虑城市的个性和多样化的治理方式的差异；突出生活导向，提高城市多样性；凸现空间正义，增进社会融合；构建多元与包容的城市文化；打造具有归属感的社区与生活街道；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表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城市化进程迅速的国家，中国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超大城市。城市的规模大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面对超大城市的门槛效应、挤出效应和各种各样的治理问题，他提出了超大规模城市的五个治理密码：单一的权威领导、多元参与的行动者、繁密的制度、具有结构性效率的运行、用以摸清城市事实的信息。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表示，中国已经步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并以“大象”隐喻城市规模与政府规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政府组织模式与敏捷性治理进行分析，提出集权的同时进行分权、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能力、跨部门合作、自我组织的能力和组织的养成、复杂性的分解、灵活的基础设施、拥抱变化、充分沟通、信息的开放与共享和容错的组织学习这十个敏捷性治理要素。而后结合案例对技术赋能和开放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如果希望组织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不崩溃，既需要管理的干预，又需要系统开放。这样才会保持组织的韧性和敏捷，保持可持续发展。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例证及观点提出了“要追求实现的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共同富裕”这一命题。然后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罗尔斯及诺齐克等哲学家正义论观点的阐释说明追求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他认为，在我国推进共同富裕要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上破除既有的制度问题，同时最大限度的推进民众有能力、有机会均等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建设发展。他指出，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多维度深化超大城市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杨开峰以“北京营商环境建设的治理创新”为题，认为超大城市的治理与营商环境的建设密不可分，提升超大城市的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他指出，北京营商环境规划是1+4+5的体系，“1”是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求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4”是四个北京：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诚信和北京标准。“5”是五大环境：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和人文环境。如何实现北京营商环境与超大城市治理的联动？杨教授认为，营商环境的建设需要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其次，建设营商环境必须紧扣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第三，在营商环境里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政府的作用；第四，国家治理环境和治理功能的优化，对营商环境的促进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柏瑛以“信托制：化解城市社区物管冲突的出路”为题，提出了当今社区治理中存在的资源管理与分配不善，物业、业主等主体关系错位等问题，进而阐释了信托制这一新的社区资源配置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社区将以信托财产的形式共同管理物业费，建立密钥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布式管理，引入专业团队开展审计审核工作。由此，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共同财产的使用将会遵循透明化的流程与规则，居民的参与意识也将得到提升。最终，这一模式将有助于形成党建引领、资源融合、协同治理的社区治理格局。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以“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来自智能政策产品的启发”为题，首先从概念上对“超大城市”与“公共服务”分别作了阐述，进而提出我们应当以公共服务的形式特征为切入点，以智能政策产品的设计与供给作为提升公共服务的突破路径。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智能政策产品能够打破狭窄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传递方式，形成广泛的互动界面，进而更好地满足需求。他讲述了多个政府提供智能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出如下几点启示：通过智能政策产品设计摆脱传统科层制的弊端；提升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形成制定公共服务智能政策产品的标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赵志荣以“超大城市治理的研究议题——国际公共事务的视角”为题，站在公共事务的国际视角，谈到中国城市治理体现为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和城市事务三个圈层的高度重叠，而超大城市治理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他提出了一个公共事务视角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三维框架，从管理研究的主体——过程——对象出发，明确了超大城市治理的三个视角：一是行政管理的视角，关注主体和价值选择；二是公共政策的视角，关注过程与工具理性；三是城市事务的视角，关注对象和议题导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城市建设战略研究”为题，指出建设韧性城市已成为城市规划与风险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并介绍了我国目前的韧性城市实践。他梳理了波士顿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城市建设历程，并提出加强区域间和政府部门间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现多种工具协同使用、关注城市的脆弱群体是中国可借鉴的经验。最后，他认为注重跨部门协作沟通、强调法治建设、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是中国可借鉴的经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臧雷振以“政府效能和政府规模之间的隐性张力——基球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为题，从文献的整理中发现政府效能、政府规模和腐败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建立了一个效应模型和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使用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QoG）的“政府治理质量数据库”的面板数据来实现研究设计，并得出结论：展现出政府规模对效能和腐败控制所具有的倒U型效应；展现出政府规模扩张后的边际效应递减特征；政府规模对政府效能的拐点到来要早于其对腐败控制的拐点，此时，虽然政府效能会对腐败控制具有显著正效应，但效应会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张而逐渐式微；给出最优的政府规模标准化系数区间。同时，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和贝叶斯信息准则的变量选取方法能够避免变量选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也为有关于大政府、小政府相关的议题讨论提供了实证数据参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以“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脆弱性与行政区划”为题，认为中国GDP作出重要贡献的超大城市，其风险防控能力尚有不足。在中国属地化管理的现实情况下，城市风险管理在三个方面具有脆弱性，即：行政区与管辖区不统一的风险，长臂管辖的管理真空；风险跨区域“溢出扩散”，既有属地无法应对；区划规模太大，风险治理超载。最后，他提出了基于安全的三区、三圈层人民城市治理路径，即在社区层面基于人居安全需求推动安全场景营造、在政区层面基于人口密度和规模最好行政区划、在跨区层面基于安全风险的类型推动跨域治理。

　　中国地方治理实践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句华以 “创新之度——北京基层治理实践观察”为题，认为要把握创新之度，首先必须从创新的含义入手，何为创新？从概念梳理来看，目前学界对于政府创新的概念有泛化的趋势，她认为理解创新，需要将概念更加精细化，可以区分维护、改善和创新。不管是何种组织，维护都是最主体的工作，创新都应该是最经常的，改善则是日常性的工作，特别是基层的治理主体，改善对于他们来说应当是主要的规律。其次，要理解创新之度，还要讨论能不能创新？这涉及法律之度，在法律之度层面需要思考政府外部边界的问题和政府的内部边界问题；还需要把握资源之度，在资源之度方面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和公平性问题。再次，创新之度还要考虑怎么样创新的问题，即方式之度，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同时，不能忽视对集权之度问题的探讨。最后，他提出从循证式决策、渐进式创新、持续性改善、常识性智慧四个方面把握这些创新之度。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颜昌武以“超大城市如何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对广州市电动自行车政策的反思”为题，从现代化为分析视角，分析了当前广州市电动自行车政策的现状与困境。广州市从2006年开始实施禁止电动车上路的政策，此后每隔5年都会“刷新”一次“禁令”的有效期，2021年再次发布相关的征求意见稿。然而新政却可能会遇到以下困境：一是政策制定上的困境，即政策反复、逻辑悖论、内容有失公平；二是政策执行上的困境，遇闹则停；三是法律上的困境，有违上位法。基于这种困境，他认为政策制定应该坚持正确的现代化视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制定思路，应该坚持“从人法则”而不是“从车法则”。

　　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友浪以 “地方政府创新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市级面板数据（2000-2018）的分析”为题，从组织层面解释政府创新性，回答了为何一些地方政府比另一些地方政府更加频繁地采纳创新。影响政府创新的因素有两方面：外部扩散压力和内部决定因素。外部扩散压力又分为纵向扩散压力和横向扩散压力；内部决定因素包括宏观因素（辖区特征和政府特征）和微观因素（领导者个人特征）。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较于个体层面因素，区域特征和政府特征等组织层面因素对组织视角下的政府创新性而言影响更大。

　　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文池以“大国小城：美国城市治理结构及其近三十年变迁”为题，回溯了美国地方政府分类及其数量变化，自1952年起，除学区数量呈下降趋势以外，美国其他地方政府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介绍了美国城市的两种主要法定治理结构，即“市长-议会制”和“议会-经理人制”。最后，魏文池总结了美国城市治理结构的三大变迁：其一，美国城市治理结构由“市长-议会制”向“议会-经理人制”转变，二者呈此消彼长之势；其二，两种制度的城市治理结构特征互相采纳；其三，破除城市治理结构二分法或三分法，以“政治—行政”连续性指标对城市治理结构的属性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