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人们也无法忽视发达国家民众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其渊源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宣扬的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观。这些存在缺陷的理论，被撒切尔和里根运用于实践，推动了强大且路径依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导致社会契约体系严重受损，特朗普上台后，民粹主义运动遂在美国兴起。

　　本文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三个基本原因。（1）它过分依赖演绎逻辑得出的原理，往往不切实际地基于人们在市场中应是如何互动的假设。（2）它狭隘地聚焦于具体研究问题，忽视现实世界的诸多方面，包括密切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3）它忽略与自己理论相矛盾的证据，不能从实际出发透彻地反驳对它的批评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演绎逻辑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

　　经典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弗洛伊德在1915年就证实，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并非由理性思维控制，而是在无意识下进行的，引导人们决策的通常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因而这些决策并非完全理性。

　　此外，消费者需求并非外生的，外生假设显然是错误的。消费者需求偏好还受社会规范、习惯、风俗、地位追求和群居行为的影响。消费者的获得感（满意度或效用）仅取决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这是另一个不恰当的假设。对于人类而言，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获得感主要是由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产生的。

　　二、主流经济学家对现实视而不见

　　现实情况是，人类一以婴儿身份进入市场，就成了消费者，同时又是受市场影响逐渐成长起来的个体。但经济学家完全无视这一事实，所有的分析都基于成年人这一前提假设。

　　同时，经济学家拒绝考虑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经典理论。巴甫洛夫的研究证明，人们可以对刺激作出不由自主的反应。企业营销策略利用人性的这一特点，以奖励方式引导消费者作出某种选择。消费者的选择仿佛成了自由意志的表达，实则是营销策略潜移默化地诱导人们难以控制的原始欲望。

　　信息在经济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它的作用被低估了。在信息不完善或不对称的情况下，真实市场是低效的，经常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崩溃”。这就是为何要将信息不对称的真实市场作为默认模型。

　　交易成本是被现实市场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损及效率的另一类原因。文化是主导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包括决策时对后人利害的考虑程度。在一个把贪婪当作人类一般属性的文化中，市场是无法良好运转的。

　　空间在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贫困往往发生在教育水平较低和犯罪率较高的社区。贫民窟是导致贫困永久化的重要因素。空间分布也会带来交易成本，限制穷人就业。在新贸易理论中，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可能并非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地方都是最佳策略。

　　路径依赖和顺序决策，会在消费环节、资源配置、技术应用以及制度演进等方面导致效率低下。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其过程几乎不可逆，过去的选择会影响现在的决策以及经济的演变。跨期选择中存在另一个关键性错误，即无视现实中人们在作未来决策时，存在双曲贴现效应（Hyperbolic Discounting）。

　　不确定性在市场决策中无处不在，但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却被轻描淡写地简化为概率计算，这是不合理的。

　　很显然，经济活动通常被嵌入包含道德伦理体系的社会中，但经济学的方法论却未将道德和伦理问题考虑在内。公司治理很重要。教科书中讨论的过时的夫妻店式作坊，已经不适用于当前企业。跨国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是由企业中成千上万员工共同创造的，这些利润很难根据经济理论进行清晰的分配。股权分配取决于法律结构、政治权力以及公司治理状况。面对巨额利润，寻租显然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市场缺位意味着后代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对于了解全球变暖的危害和许多国家日益庞大的国债规模至关重要。公正或公平却是社会经济体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一个社会以初始禀赋为基础进行机会分配，它就不应被认为是公正的，而是与人类的公平价值观相违背的。

　　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增长存在生态约束，相关政策建议缺少生态约束。基于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社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而非可再生能源，日益加剧的生态污染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发展经济的其他方法，需要将许多问题纳入经济学主流范畴，包括生态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以及地球与人类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必须将注意力从经济增长上转移，正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经济学家在强调税收会减少福利的同时，忽视或轻视税收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基础研究等公共产品，以及维持政治制度稳定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应该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是经济的生命线——创新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这正是政府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传统经济学重理论轻证据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GDP增长或收入增长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但应该清楚地看到，产业革命以来250多年的空前经济增长，并未能够带来大范围的繁荣或幸福。主流经济学家无视这一矛盾。对他们来说，理论比证据更重要，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忽视有关幸福研究的证据。他们未能理解，就生活质量或政治稳定性而言，如果没有包容性，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讲是徒劳的。毕竟，经济增长不能防止出现分配冲突。

　　经济活动的目标不应该是GDP最大化，而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GDP飙升的西方国家，市场也无法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价格接受型企业实为罕见，如今经济为巨大的跨国寡头和垄断企业所主导，它们手握着巨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谋利；然而很多主流经济学仍将其关注点放在完全竞争模型上。将现实这样简化为完全竞争模型，绝对不能说是无害的，因为这些模型对公众话语的影响深远。

　　四、主流经济学失误带来的后果

　　经济学家忽视了收入和财富集聚带来的危险，因为“经济权力可以通过明显的渠道转化为政治权力”。反过来，权力的集中也是对政治制度的威胁，因为民主建立在广泛且分散的权力基础上。而且，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税收结构、放松管制和高管薪酬等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产生反馈效应，其日积月累成为决定经济演进的关键因素。但是，经济学家却对财富及其权力的集中熟视无睹。

　　经济衰退激起了强大的民粹主义浪潮，为主流经济学始料不及。经济学家未能发现，政府的责任之一是维持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衡。政府只有确保能将不平等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避免出现社会不公正和失去民众支持。然而，经济学家却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看到必须保有能抗衡新兴寡头权力的其他权力。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蜕变为寡头控制，并难以有效运作的原因。只有当政府发挥保护作用，才不至于使权力分布的对立达到爆发点。

　　结论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被认为是严谨的，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宣称“效率”“经济增长”和“自由”均有利于社会发展，他们丝毫不质疑这些因素在现实世界产生的可疑后果。无视市场局限性与这些信条的矛盾，这本身就泄露了他们隐藏的价值判断。尽管他们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但遵循的不是基于证据、观测和可证伪的严谨科学程序。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一种21世纪经济学，它应聚焦于人，而非那个已经灭绝的物种“经济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该结合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思想。只有抛弃那些失败的假设，不再沉迷于虚构的市场，而是将理论建立在现实世界各种情境的证据之上，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