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深外交官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N. Gardner）将英美之间围绕二战后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运行机制的安排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和谈判，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一次伟大的经济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美国的政治精英就已经开始着手绘制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美国的对手是英国，美国逐渐瓦解了英国人精心构建的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础的双边贸易体系，大英帝国走向了衰亡。

　　未雨绸缪：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

　　早在1939年秋，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特别顾问里奥·帕斯沃尔斯基博士领导下的一个团队就开始了战后世界蓝图的设计工作。在美国参战之后，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争夺规划战后对外经济政策的权力。在美国负责战后世界规划的机构中，存在三个核心：赫尔与韦尔斯领导下的国务院、摩根索与其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手怀特领导下的财政部以及副总统华莱士领导下的经济战争委员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务院和财政部，因为前者负责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设计，后者则负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设计，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构成世界经济秩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最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而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人为了应对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所可能带来的挑战，英国也派出了自己的“全明星阵容”前来应对。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时正任职于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处经济部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开始了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设计工作；而才华横溢、早已名满天下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恩斯则承担起设计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任。英国虽然在战争的打击下国力衰退，但绝不甘心自动放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而崛起中的美国则一心要按自己的国家利益来重塑世界秩序。两者之间的较量不可避免。

　　拆除英镑区：确立美元中心地位

　　经济学家凯恩斯将货币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生死存亡的高度，他的这一论述肯定会深受其在大洋彼岸的谈判对手——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和其副手怀特的认同，正是因为秉承了这一理念，摩根索和怀特非常明白，要想“拆掉”大英帝国，必须要首先“摧毁”英镑。终结英镑国际货币的地位，让美元取而代之是摩根索和怀特所规划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

　　摩根索与怀特在货币问题上的筹划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远见卓识”，更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首先，由于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许多国家货币都与英镑挂钩，特别是在英镑区国家；其次，英国所建立的英镑区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封闭的金融贸易集团，英镑区成员都必须要将自己的美元和黄金储备放在英国政府指定的银行，不能自由支配，这导致英镑区的成员在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之时受到诸多限制，从便利性考虑，许多成员就只能用英镑在英镑区内相互交易；再次，英镑区是一个排他性的货币集团，覆盖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英镑是区内唯一主导货币。对急于要扩大美元国际使用范围的摩根索和怀特而言，英镑区的存在无疑就像一个巨大而坚固的堡垒，让美元流通域的扩张止步城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摩根索和怀特首先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消耗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侵蚀英镑的信用基础。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立刻叫停了《租借法案》，这让英国希望继续通过“租借”美国物资缓解财政困难的愿望落空，不得不向美国提出贷款的请求，这就是《英美财政协定》的谈判。美国最后同意向英国提供贷款，但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前实现英镑的自由兑换，为了能够及时获取贷款，英国只能接受。但实际上暂停英镑自由兑换对战后稳定英镑价值非常重要，在英国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前如果恢复自由兑换风险极大，英镑和以英镑计价的资产的价值肯定会一落千丈，英镑很可能会崩溃，这对英国的战后重建无疑是重大打击。果不其然，当英国如期放开英镑的自由兑换后其他国家居民迅速将所持英镑兑换为美元以购买美国产品，英国仅第一个月就损失了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当时英国所有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还不到25亿美元。英国只能暂时放弃，到了1959年英镑再次实现自由兑换后，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还停留在1940年代的水平，而美元则增长了三倍，英镑彻底出局了，英镑区名存实亡。

　　瓦解帝国特惠制：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大萧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并且也改变了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经济发展的理念。英国数百年来一直倡导和推广的“自由贸易”理念受到国内政治精英的质疑，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要求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在这一背景下，“大英帝国特惠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英国至关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

　　“帝国特惠制”背后反映出的是英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深刻调整，英国开始从之前的在全球推广“自由贸易”转向全力打造“歧视性贸易集团”，以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形成一个英国占据优势的封闭性、排他性和非中性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英国用“帝国特惠制”牢牢限制住了这个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出口能力。

　　在1941年8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的军舰上举行会谈，韦尔斯抓住这一机会在起草作为双方联合宣言的《大西洋宪章》时，在第四条特别加入了消除歧视性进口限制和获取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的相关内容，直接剑指“帝国特惠制”。随后在国务院领导的与英国就具体实施《租借法案》而进行的英美《互助协定》谈判中，国务院继续向英国施压，坚决要求英国接受《互助协定》第七条，也就是消除“歧视性贸易”，并且国务院非常清晰地向英国人解释，所谓“歧视性贸易”就是指英国的“帝国特惠制”。

　　美国国务院将“废除帝国特惠制”与《租借法案》挂钩，认为这是美国援助英国所必须得到的回报。随着二战进入尾声，1945年英美两国启动了建立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实质性谈判：《英美财政协定》谈判。在财政压力之下，英国最终与美国达成共识，也就是《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讨论建议》，这其中包含了针对特惠制的三项条款：第一，英国与其自治领的现有协定不应阻碍对特惠关税的调整；第二，降低和削减特惠关税；第三，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特惠水平或增加特惠内容。美国人认为这三条足以最终瓦解帝国特惠制。随后双方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这一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各国相互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帝国特惠制被淹没在自由贸易的洪流中，最终寿终正寝，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形成了。

　　启示与思考：“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随着英镑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帝国特惠制的终结，支撑大英帝国的两大柱石相继坍塌，大英帝国的崩溃也就无可避免。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霸权转换是双方一次“友好而平静”的权力交接，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以和平的方式将世界领导权“禅让”给美国。但是当重新回顾70多年前英美之间这场“我们这个时代一次伟大的经济外交”之时，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间的经济外交完全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的争霸战。除了这种转换的形式稍显“特殊”：历史上的霸权交接总是新旧强国间腥风血雨暴力战争的结果，而英美的霸权转移却恰逢发生在同一战壕中战友之间。当年英美经济外交争夺的核心是：世界按谁制定的规则来运行？国际规则决定国家兴衰，经济外交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所以，在当今中国崛起的时代谈经济外交，首先就需要我们仔细关注国际规则哪怕是最为细微的变动，敏锐地洞察国际规则演变的趋势和规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英美这场“伟大的经济外交”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却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那个世界秩序与国际规则面临重新设置和调整变革的时代，当前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层面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还是虚拟经济层面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一轮的国际规则调整已经启动。中国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中国并不是直接与美国面对面地“短兵相接”，而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的方式，中国有效地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换为了国际影响力；第二，财政问题是美国的软肋；第三，中国撬动美国战略压制的有力杠杆，可能是来自经济。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原题：《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