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局观、历史观和角色观重新审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奋发有为塑造新型国际秩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需要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走向“改变自己，塑造世界”，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

  一、国际体系与中国身份

  中国崛起是过去20年里国际体系所经历的最大系统变革，关于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演变的讨论，可以从二元结构和多元进程两个理论视角来进行梳理。随着政治现实主义回潮，二元结构视角常常在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结构主义者大多遵循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中国崛起对既有国际体系结构构成了冲击，有可能引发体系动荡或冲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结构理论，国际体系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分别是由物质实力结构、国际制度结构和国际文化结构决定的。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多元过程的理论视角，观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演变。江忆恩提出，所谓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因为不存在单一的自由秩序；国际秩序是多元多重的。秦亚青提出，过程为转型“提供了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参与实践，获得身份认同，并推动体系变革。卡赞斯坦提出中华文明是多元多维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共存于“现代文明”之中；文明互动可能导向冲突，也可能走向和谐共存。卡拉汉认为，中国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政策、新制度和新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是以新的治理理念、规范和规则重塑地区和世界秩序。

  综上所述，结构视角对于当前国际体系和中国身份的研究倾向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倾向于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体系、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秩序体系或者基于西方认同和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挑战者，国际体系面临重大系统变革危机。过程视角更倾向于多元开放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世界体系正在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霸权体系或单极时代已经走向终结。过程视角强调互动的重要性和行为体能动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崛起的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实现国际合作与体系和谐是可能的。

  二、结构、能动性与共同进化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与国际体系共同进化的观点。共同进化是行为体和体系积极互动、不断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以实现正向回馈、走向共同进步的过程。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化，是启动和刺激行为体能动性的重要因素。体系结构既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无论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都可能促发和刺激行为体的能动性。行为体的体系重要性越高，能动性越强，实现行为体与体系共同进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体系的进步体现在其能够维持良好运作，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有效防范和化解体系风险，促成体系成员的合作。行为体的进步体现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并且对体系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能动性是化解结构困境、推动行为体和体系共同进化的核心机制，主要通过实践产生作用，包括能力和意图两个重要内容，通过实践来实施，具有主体性和生成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提出其可以推动结构变革，也可以维护和强化当前结构。本文采用的“能动性”旨在强调行为体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反思性和生成性。

  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既有互动中，随着中国相对实力和体系重要性的提升，中国的能动性越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就越大；中国越是主动地改变自己、积极参与国际实践，就越能够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越有可能化解结构矛盾，实现自我与体系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互动，是行为体能动实践推动行为体和体系共同进化的例子。中国的能动性体现在积极应对内生增长动力和外部体系压力，全面深化经济体系改革、提升治理理念和能力、健全完善法制建设，并全方位全领域扩大对外开放；通过自我变革，推动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

  三、改变自己与塑造世界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我们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体系经历重大结构性变化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形势下，应充分发挥能动性，积极进行和参与国内、国际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以能动实践化解体系结构性矛盾和不确定性风险。“改变自己，塑造世界”，是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共同进化的现实途径。这一能动实践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维度。

 （一）坚持自身和平发展，构建世界发展和平

  和平与发展密切关联，提振发展需要稳定和平的环境，维护和平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坚持自身和平发展、构建世界发展和平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共同进化的一条根本经验。

  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二者互相促进，互为条件。应对国际体系重大结构矛盾和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就是要继续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创造压倒性经济优势。坚持自身和平发展，也意味着要让外部世界了解我们维护和平的意图、决心和能力。这尤其需要在以和平发展为根本理念上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战略上做好“度”的平衡，以避免对自身发展构成障碍。要考虑如何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真正的做到合作安全，其中既包括大国之间的合作安全，也包括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安全。

 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使得“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发展和平”成为塑造转型中国际体系秩序的重要规范和实践。中国为弥补全球发展赤字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全球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和东亚各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长和平和地区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基本经验就是发展和平。此外，在国际维和建和实践中，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互为补充，共同作用，能够产生最佳实践。随着中国自身和平发展进程的持续和强化，发展和平规范和实践有望在国际秩序塑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完善国内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国际制度改革和制度化合作

  制度建设也是内外互动的过程，作为具有体系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的制度建设不仅关系到国内建设与治理，而且会伴随着中国“走出去”和不断扩散的国际实践，产生广泛、重大和深远的国际和体系影响；反过来，随着中国走近国际舞台中央，国际制度改革进程也会对国内制度建设产生约束性和构成性影响。因此，只有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开放相结合，坚持一边强化国内制度和法治体系建设，一边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与创新，才能够实现国内国际良性互动，降低大国对抗的体系性危险，才能够引领构建基于制度合作的新型国际秩序。

  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中国塑造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取得重要进展。从功能领域上看，中国的成功实践主要出现在经济金融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地域上看主要出现在周边或大东亚地区。由中国倡议、于2016年正式启动运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成功实践就是行为体与体系共同进化的现实案例。作为中国倡议建立的国际制度，亚投行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国际制度实践与国际体系良性互动、相互协调适应并实现共同进化的结果。

 （三）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新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商理念、共治共享理念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既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成功实践经验，又着眼于长远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治理的理论思潮和实践活动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也随着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传导到国际体系中。完善全球治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可以通过加强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终极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实践，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构建共有共治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共同权利和合作精神，这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是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如果沿线国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目标自然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这与国内治理的协商、共治、共享的理念是一致的，也是相互促进的。

  四、结语

  是不是中国发挥了能动性，就一定能顺利化解结构性矛盾呢？首先，本文采取的是过程建构主义和实践理论的基本假定，过程是实践、“做事情”的过程，过程是开放的，实践再造结构，也生成结构。过程和实践，尤其是对“能动”的强调，使得结构困境的化解有了可能，大国合作有了可能。其次，合作不等于利益和谐、不等于身份认同，合作可以是危机管控，可以是利益协调，可以是在面对某种具体的共同威胁时强化共同安全，因而合作并不因结构困境而止步，反而在互动进程中和能动实践中，依然具有较大空间和可能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努力提升战略能力，通过自我变革提升塑造世界的能力，争取长期发展的战略时间和空间。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原题《改变自己，塑造世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