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不但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布局，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70年来，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下文将在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四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化先行、外交殿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建国初期的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手段与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文化宣传。对外交流以革命语言形式为主，较为机械和呆板。交流对象仅限于双边，与国际多边组织的交流尚处空白。1969年春，根据周总理指示，相关部门组织了一个20人左右的工作班子，处理对外友协等几个民间团体紧急和重大的外事工作，至此民间交流才迅速得以恢复。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官方文化交流到1976年年末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到该阶段末期，文化外交逐步去意识形态化。

　　总而言之，此一阶段的文化外交也发挥了促进与其他国家间联系和友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更是起到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积极作用。

　　二、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改革开放至入世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差别考虑国家关系的新思路，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家关系应遵守的原则。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江泽民还将国际新秩序理论的内容从政治与经济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同时调整了不结盟战略，提出伙伴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

　　文化外交进入以“全面开放、全面参与”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新时期。首先，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工作，加强政府统筹；其次，文化外交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再次，形成了多元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多品类的文化外交新局面；最后，开启多边文化外交的新时期。

　　三、内外合力、扩大交流：入世至十八大召开

　　入世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愈加广阔，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与国家形象的客观要求也更加迫切。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两大外交战略思想，成为该时期文化外交发展的指导思想。两大战略思想既基于对世界大势和自身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也源自内敛、防御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两大战略思想 的指导下，文化外交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国内文化建设被提到战略高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成为文化外交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二，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第三，部门统筹更加科学，助推文化外交高质高效发展；最后，文化外交成为带动国内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从多边交流中的学习者和受益者转变为资助者与分享者。

　　四、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十八大以来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化同样受到全世界瞩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迫切希望了解和认知中国文化，同时“锐实力”“文明冲突论”等外部挑战也日益升温。在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文化外交承载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十八大以来，两份党的最高政治性文件（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统筹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政策，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完整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

　　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的总体目标，提出了“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实施原则；第二，文化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助推文化外交发展；第三，元首外交与文化外交联动，中国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国际辐射力显著增强；第四，思想外交成为文化外交发展的新阶段，助力中国文化国际认知度的提升；第五，文化外交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全方位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第六，积极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中国的引领作用凸显；第七，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能力增强，加深了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第八，运用新媒体科技手段，大力打造外宣旗舰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增强；最后，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竞争力显著增加。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发展

　　新中国文化外交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国际上，中国文化的认可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择其要者：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在较大程度上限于京剧、武术等脸谱化的文化符号层面，走眼走耳不走心的局面尚存；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有限；三是将文化“走出去”等同于赢得软实力的误区尚存，在如何“走出去”、拿什么“走出去”方面亟待提升；四是大而不强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文化内容产品与体验服务产品水平还远落后于文化制造业的水平，而前者又在价值观影响力方面远大于后者；五是如何应对当前“文明冲突论”重新升温的外部挑战以及当今世界第一次需要一个东方文明的国家引领发展议程的外部机遇。

　　（一）国家文化能力建设创新

　　成功的文化外交依赖于国家自身的文化水平，反之国家的文化建设也得益于成功的文化外交。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要求。意识形态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在文化建设创新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二）文化外交的多维度创新

　　新时代文化外交须在理论、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创新。首先，构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文化理论支撑体系和核心文化话语体系；第二，了解海外受众需求，做好分众化和精细化传播。第三，新时代文化外交不应止于文化交流，应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重视发挥人的作用。第四，新时代文化外交要沉下去、融进去，善用城市、社区与民间力量。第五，提升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质量，在内容创造上精益求精。第六，打造更多的思想对话平台，结合新媒体技术，增加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第七，区分对象、精准施策。对战略分歧较大、政经矛盾较多的国家，注重在社会与民间层面发力，疏解矛盾；第八，搭建跨领域、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在国内外共同提升新时代文化外交理念和实践创新的造血功能。最后，中国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指导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构建和谐共生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原题《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