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之中，政党政治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从既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较少有成果集中研究“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在南亚地区，国内有学者注意并研究了斯里兰卡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影响。研究指出，斯里兰卡党争压力导致“一带一路”项目遭遇挫折，“一带一路”项目成为斯里兰卡常态化的政治论战道具。虽然相关研究注意到了政党政治在中斯“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但有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现象，其本质是权力博弈。英国结束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之后，南亚各国也先后进入民主政治的转型进程。印度较为成功地继承了英殖民者的宪政与选举，英国在次大陆逐步推行的选举制度不仅为国大党等民族主义力量参与选举实践提供了条件，也使独立后的印度能够顺利地在全国推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其他南亚国家也先后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尤其是21世纪初期，尼泊尔与不丹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前者彻底结束君主制，后者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实现民主政治。可以说，南亚国家政党政治转型开启的时间早，至今仍然未能全部转型成功。有学者表示，在南亚地区，仅仅将举行选举视为民主转型成功的指标是有误导性的，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既没有明确描述基本权利、自由和(民主)善政的质量，也没有明确说明人民作为民主国家最高权威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不仅如此，南亚地区是政党政治的万花筒，不仅政党多，且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均未能造福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他干扰因素不时显现。

　　南亚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特点，为理解南亚国家政党政治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重要背景，非成熟性的特点使“一带一路”合作面临不确定的政治生态环境，非稳定性使“一带一路”合作始终面临合作政策不可持续性的挑战，政党政治利益的碎片化使“一带一路”合作面临难以形成有效决策与行动的障碍，宗教化的倾向则可能使“一带一路”合作面临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战。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南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表现出多种形式。

　　首先，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理念。这一形式主要体现在印度。长期以来，印度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受执政者错误观念的影响，包括声称中国在历史上“侵略”了印度。在现实中，民众被告知中国正在不断“侵略”印度的领土，并通过“珍珠链”战略包围印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哪一个印度政党上台执政，均不可能与中国全面开展“一带一路”的对接与合作，因为选票政治有可能使执政者的策略改变失去权力。

　　其次，反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从总体上来看，多数南亚国家均同意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但有时却会反对具体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以尼泊尔为例，尼泊尔主要政党均愿意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且尼泊尔是南亚国家中与中国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谅解备忘录》较早的国家。2013年至2019年，虽然尼泊尔共产党从分化到组合，但无论哪一位政党领导人出任总理，均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并表示会坚定地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但在具体的合作项目上，政党政治竞争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再次，效益递减的多重博弈螺旋模式。总结2013年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可以发现，一些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与中国开展项目合作形成了效益递减的螺旋模式，即反复以项目成本为焦点，政党政治竞争的胜出者提出对合作项目的异议，并提出重新谈判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南亚地区政党政治非稳定性的重要体现。

　　从南亚国家出现的“一带一路”项目暂停、取消、提高要价等情况来看，多数出现于政党政治竞争过程中，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制造议题、炒作议题、执政决策和政策改变。

　　首先，制造议题阶段。在政党政治竞争过程中，为了能够迅速凝聚普通民众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政党通常会寻找一个能够吸引眼球以及民众普遍关心的议题进行宣传。客观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南亚国家也希望能够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引进越来越多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合作项目不断增多，逐渐成为南亚国家内部政党政治竞争与地区权力博弈的目标。

　　其次，宣传阶段。议题产生之后，扩大宣传炒作成为重要选择，知名学者、媒体、政府官员均可能成为炒作的重要推手，宣传的范围包括国内、地区与国际层次。以马尔代夫萨利赫政党炒作债务陷阱为例，其在国内大肆发表各种中国将马尔代夫带入债务陷阱的言论，地区国家(比如印度)利用这些言论广为宣传，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在南亚国家实施债务陷阱的文章，著名的地缘战略学者布拉马·切拉尼更是利用个人影响力，根据南亚国家一些政党政治竞争者发表的不当言论，制造了“债务陷阱”外交的概念。在国际层次，西方国际媒体、政客开始充当“债务陷阱论”的推动者，致使“债务陷阱论”成为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的重要舆论工具。

　　再次，决策阶段。制造“一带一路”议题的政党及提名候选人在政党政治竞争中面临着几种结果，淘汰出局、联合执政或单独执政，影响着议题是否进入权力决策阶段。政党被淘汰出局就失去了将所制造议题形成国家政策的机会，影响终止，联合执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施加影响，单独执政则有可能使议题完全转化为国家政策，也有可能完全抛弃该议题，将之束之高阁，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提名候选人及其政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论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实想法。

　　最后，改变阶段。改变是实际发生影响的阶段，是决策阶段后的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均出现了改变的现象，但各国改变的情况不尽相同。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项目的态度发生的改变较大，斯里兰卡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呈现过山车式的改变，先是较为全面的倒退，后又经历恢复及合作高潮，如今逐渐体现出效益递减螺旋影响模式，势必会对双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影响。萨利赫政府上台执政之后，此前马尔代夫与中国开展的合作项目已经搁置，比如中马自由贸易区，在一些在建项目上，马尔代夫提高了对中国的要价，马尔代夫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也极为有可能走上效益递减螺旋模式。

　　南亚国家政党政治既有内部的影响逻辑，也有第三方因素印度的影响，即外部逻辑。“众星拱月”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印度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南亚各国政党政治竞争与地区权力结构紧密关联是南亚政党政治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南亚“众星拱月”的地缘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政党政治不仅在一国内部的权力架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一国内的政党政治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干涉。因此，从一国内的政党政治到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政党政治从两个层面对“一带一路”产生影响。

　　南亚国家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产生影响的内部逻辑与外部逻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外部逻辑通过内部逻辑起作用，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内部逻辑决定着影响过程，外部逻辑的反馈也会为内部逻辑的突变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政党政治对未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一些重要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加强政党外交设计，增进政治精英交流，使合作对象政党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属性。所有南亚国家均是多党制，也决定了南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复杂性。为减少不同政党执政后对该国与中国关系变动的冲击，应把与南亚国家的政党外交作为重点，做到范围更广、联系更频、交流更深，为稳定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奠定基础。同时，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交流的重点，使南亚各国的政治精英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更与地缘政治战略无关。

　　其次，针对南亚政党成分复杂的情况，转变“大项目”合作模式，更多地转向卫生、教育、水资源、就业等项目，以在南亚普通民众中塑造中国形象为主要目的。传统的“大项目”合作范式会使南亚国家普通民众及其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距离感、疏离感，甚至滋生怨恨情绪。非大型项目的合作更接近普通民众的需要，更容易获得这些国家民众的支持。在这些非大型项目合作的范式中，合作原则是以最少的钱争取最大的民心，既增加“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可持续性，又使中国合作形象深入民心，大幅提升南亚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度、认可度与接受度，以较小的代价使南亚国家普通民众大幅增加“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感，从而使其成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基础力量。

　　再次，总结、反思、评估过去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经验教训。南亚各个国家政党在炒作“一带一路”议题时不尽全然相同，“新殖民主义论”、“债务陷阱论”、“生态破坏论”等是其中最主要的几种观点。对这些极端错误的言论，中国外宣部门当然要毫不含糊地进行驳斥。不过对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也应主动进行总结、反思，比如一些企业员工素质比较低，在外面的一些行为容易被放大为中国所为，这就要求中国方面加强人才队伍的管理，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因为员工不当行为造成的群体性影响。

　　第四，针对南亚国家政党政治竞争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影响结果，中国须冷静对待。多个南亚国家政党政治竞争之后，胜选的原反对者往往又主动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反而使“一带一路”合作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表明这些国家未必真的认为“一带一路”是有损于其国家利益的，只是暂时的权力策略而已。有鉴于此，在政党政治竞争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时，应尽量避免第一时间作出过激反应。因为有时政党批评“一带一路”只是其国内政党政治角逐权力的策略，并不是真心要对“一带一路”合作不利。因此，政党政治竞争发生时，不仅要听其言，可能更要观其行。

　　第五，针对来自印度的特殊地缘政治压力，南亚其他国家的政党利用印度平衡中国，或者利用中国平衡印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尽管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问题上回避中国，但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绕不开印度，只能在合作策略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南亚国家的政党政治能够对“一带一路”合作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各个层次行为体的注意，并成为权力博弈的“理想目标”。从主要的影响逻辑来看，南亚国家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影响要经历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印度因素也非常突出。从应对策略来看，不仅要扩大南亚各国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属性的认知，也要转变传统的“大项目”合作方式，转向以争取民心为主的项目领域。同时，主动反思中国与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中出现的一些经验教训，对合作策略进行调整。对一些因政党政治竞争产生的影响结果应当冷静、区别对待。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