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侨华人的态度渐趋负面，形成所谓“华人威胁论”，给当地华社带来较大压力。通过政府报告、政府人士言论以及主流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不断渲染“华人威胁论”：所谓中国政府通过华商“购买”政治影响力；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中国政府通过华社团体和留学生建构“间谍网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侨华人支援中国导致澳医疗体系无法高效应对疫情。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感到焦虑，也和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密切相关。“华人威胁论”给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发展、中澳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形成意识形态“国际联盟”效应，冲击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对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既要解构其“华人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内核，也要从共享利益和道义的视角来讲述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中澳关系和国际治理的贡献。

    关键词：“华人威胁论”；媒体舆论；中澳关系；澳大利亚；美澳同盟

    作者简介：陈奕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亦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生。

　　一 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移民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移民与居住国的关系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华人踏上澳大利亚开始，华人积极参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建设，是其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华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5.6%，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亚裔少数族群，也是澳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综述

　　中澳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关系研究得到重视，议题包括：华侨华人与澳大利亚的发展，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在中澳两国交往中扮演的角色，等等。黄昆章教授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从史学描述出发，分四个阶段讲述1823至1995年期间华人社会的不同特征。同一时期，张秋生教授在其著作《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中，回顾历史上中澳两国关系的发展，澳大利亚华工出现原因及生活状况，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澳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以及战后华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变迁。国内学者关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制定、改革、转型与华人移民的关系。张秋生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制定与其早期排华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废除“白澳政策”的部分原因是为吸引高技术、高素质华人。国外学者关注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A.J.Grassby在《中国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中论述了华人对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艾瑞克·罗斯（Eric Rolls）的《旅居者们》和《澳大利亚华人史（1888—1995）》将中华文化与华人在澳历史结合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学者开始关注澳大利亚政府、政府人士、智库、媒体对中国的报告、言论、报道。笔者曾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多家智库、报刊媒体为研究对象，论述西方国家炮制的新“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影响。朱文博探究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的转变过程，认为中澳两国关系呈现“整体向好、曲折多变”的特征。马妍采用文本分析法，将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作为研究材料，从民众、学界以及官方三个层次来研究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吴前进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研究对象，论证澳大利亚政界和媒体所担忧的“中国威胁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华人威胁”是澳社会想象的结果，威胁并不真实存在。学者大多关注中澳两国关系中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就近年澳大利亚对华人舆论认知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华人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分析2017年至2020年初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认知状况，探究当前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认知的形成原因、影响与对策。

　　（二）分析框架

　　近年来，受中澳两国关系变化、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态度出现新变化。澳社会对华人认知日趋负面，“华人威胁论”抬头并逐渐成为舆论主基调。澳大利亚有关华人的舆论报道中，充斥着“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还高频次地使用“渗透”“代理人”等词形容华商、华人政治精英以及中国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社会学、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会以为大众传播媒介上呈现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想法，进而支持该观点。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观点是狭义、具体化的舆论。本文对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舆论分析，是对澳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观点进行研究。在大众传播中，政府和媒体由于掌握话语权而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引导者和传播者。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社会舆论氛围日渐浓厚，与澳政府、政府人士以及主流媒体的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澳社会舆论中“华人威胁论”进行分析，需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探究澳政府、政府人士和主流媒体炮制“华人威胁论”的内容与动因。

　　二 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的主要内容

　　2017年之前，澳大利亚媒体对华人的报道聚焦财富，诸如“华人横扫各国奢侈品店”“中国富翁海外买豪宅”等。主流媒体观点多肯定华人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少量负面报道，例如所谓华人投资、购置房产将会使澳大利亚经济缺乏独立性。2017年以来，《悉尼先驱晨报》《时代报》等澳大利亚主要媒体在有关华侨华人的报道中，出现大量带有明显选择性的负面语言，报道内容不再局限于经济。

　　（一）渲染华商“购买”政治影响力

　　当前的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报道中，华商被称作所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澳媒体认为华商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进行政治捐助，将中国势力逐步“渗透”到澳政党中，进而使澳政府作出有损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决策。黄向墨是在澳中国商人。澳舆论认为，工党参议员邓森关于“南海问题”的表态和辞职与黄向墨有关。2019年初，黄向墨被澳联邦政府取消永久居留权，理由是澳安全局认为“黄向墨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时任澳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自由党籍众议员安德鲁·哈斯蒂在公开场合表态：“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威权主义国家构成的威胁及其影响和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企图……我们正在转向保护我们的主权。”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以及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始终强调黄向墨的政治捐助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他们认为黄向墨通过捐助政治现金，不断接近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邓森，使其落入金钱陷阱，作出错误表态。面对舆论指责，邓森本人在接受反腐败组织调查时，诬称“黄向墨是中国政府势力的代言人”。邓森表态成为澳媒体报道的佐证，进一步恶化舆论对华人的形象认知。

　　（二）炒作中国政府利用社交平台影响澳政治

　　澳媒体污蔑中国利用微信平台，对华人以及开通微信的澳政客进行监督和控制，并操控政府选举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在2019年澳联邦大选中，自由党籍华裔候选人廖婵娥当选澳大利亚众议员。媒体开始指责廖婵娥“所筹集到的30万澳元捐款来路不明”“她与中共有关组织关系密切”。在澳媒体宣传中，廖婵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武器”。悉尼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孙皖宁认为微信“已经变得比传统媒体重要得多了”。澳大利亚许多政客开通微信向华人宣传竞选理念，借此加强沟通、吸引选票。但一些媒体舆论认为，微信是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人支持某一政党或反对另外政党的平台。悉尼洛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克格里戈尔妄称：“北京如果有明确喜好（澳洲的候选人），理论上可能干预选举，努力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获胜。”

　　（三）诬陷中国利用留学生建构“间谍网”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前往消费水平低于欧美的澳大利亚留学。据澳大利亚国家教育部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有大约20万中国留学生，占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8%。在澳大利亚部分政客和媒体看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是一个阵营，是值得怀疑的对象。据报道，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名老师在授课材料中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称为所谓“独立国家”，甚至在考试中将“香港是独立国家”列为正确答案，在遭到中国留学生集体抗议后仍拒绝改口。面对澳大利亚反华言行，中国留学生群体自发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澳媒体却将中国留学生的自发行为解读为受中国政府的操控，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控制留学生，将势力渗透到澳大利亚的大学并构建一张“间谍网”。为应对所谓“中国对澳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干涉行为”，澳大利亚政府着手组建“大学应对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澳大利亚某些学者也时刻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华人威胁论”，肆意渲染紧张气氛。澳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的《无声入侵》声称“数以千计的中国情报人员，已经混入澳洲”。

　　（四）指责华侨华人支援中国抗疫

　　近期，澳大利亚社会舆论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将澳防疫物资紧缺归咎于华人群体。有报道称华人将澳大利亚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运往中国，导致澳大利亚医疗体系无法高效运转。《悉尼先驱晨报》曾发布报道，矛头直指在澳中国企业，将目前澳大利亚防疫物资紧缺、澳大利亚医务人员防护薄弱等问题甩锅中国企业，污蔑中国企业为驰援武汉，在澳大利亚大量抢购医用口罩、手套、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造成澳大利亚防疫物资严重不足。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报刊也曾称澳大利亚华企“秘密”将口罩运到中国，却没提及运输符合法律要求。

　　三 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兴起的动因

　　澳大利亚舆论对华人的认知之所以出现大量负面内容，与中澳两国关系变化有密切联系。而中澳两国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此外，澳大利亚政党竞争、澳社会“白澳主义”、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同盟效应，也是澳大利亚涉华人负面舆论出现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根本原因：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著名移民问题专家、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瑞恩哈特·罗尔曼认为，移民的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结构，是政治层面利益冲突的表现。当政治利益冲突时，不同于主流社会文化的移民群体会首当其冲成为冲突的载体和矛盾的爆发点。华人作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祖籍国存在着无法隔断的关系，必然会受到中澳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不安全感”上升。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澳情报局和国防部将中国视为“威胁”。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这样描写印度洋地区的权力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迅速提高其军队的能力，它现在拥有亚洲最大的海军和空军，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海岸警卫队。”2016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堪培拉视察军队时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澳大利亚将在未来10年增加300亿澳元国防预算。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上不受威胁的状态，而且是一种主观上没有恐惧的“心态”。澳大利亚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视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澳大利亚社会掌握话语权的势力出于恐惧、误解抑或政治需要，将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建构成对澳大利亚的威胁。这是澳大利亚出现大量对华人负面舆论认知的根本原因。

　　（二）加速器：澳大利亚政党博弈

　　选举期间，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工党两大政党争相打出“华人牌”。自2013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以来，自由党连续赢得澳大利亚总理职位。澳大利亚自由党与工党相比，对华态度较为强硬。2017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推动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反外国干涉法》，法案立法时的舆论焦点聚集在“中国是否过分干预澳洲”。其中，“中国资金对澳洲政坛的影响”被认为是澳政府快速推动反外国干扰立法的肇因。为引起议员关注以推动法案顺利通过，特恩布尔不断指责工党参议员邓森接受华商黄向墨的金钱并对黄向墨透露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渲染“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话语氛围。特恩布尔还借此向工党党魁比尔·肖顿发难，逼迫其辞去邓森的参议员职位。最终，两党此次斗争以邓森辞职、法案通过而告一段落。两党间的争斗没有随着2019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结束而落幕。澳大利亚自由党华裔女议员廖婵娥被媒体攻击“接受的捐款来路不明”。澳大利亚分析人士称“若廖婵娥退出国会，将会使莫里森的多数席位减少一个”，这是廖婵娥议员资格受到质疑的关键。澳政党对华人的指控与其追求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三）催化剂：澳大利亚社会“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移民国家，移民融入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焦点。在多元化的理论视角下，移民融入的重要标准是“不同族群在文化上保持平等，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相互作用，相互适应，最终使得所有社会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澳大利亚历史上长期实行“白澳政策”，使得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至上主义”。根据澳莫纳什大学教授安德鲁·马库斯撰写的斯坎伦基金会调查报告，亚洲移民曾受过歧视的比例较高。澳大利亚著名工会活动家普瑞玛就“黄向墨事件”发表文章称，黄向墨的政治捐助是符合澳大利亚法律的，取消其永久居留权是澳政府“统治阶层反‘亲中’华人所发起的种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是澳政府“试图剥夺大部分华人社会应该被赋予的政治权利”，其本质是“白人至上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华人群体受到更多歧视甚至遭受辱骂暴力。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和3月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种族歧视投诉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该委员会的报告称，澳大利亚出现确诊病例以来，华人经常受到歧视，他们被歧视性地禁止进入餐馆、学校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两名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街头遭遇歧视性辱骂，其中一名留学生还遭遇殴打。就澳舆论对华人的歧视与指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言论是“错误”的，“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实际上保护了澳大利亚”。

　　（四）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遏制战略的同盟效应

　　二战后，澳大利亚与美国在“维护澳大利亚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石”基础上结成同盟。澳大利亚保守派认为中国崛起会影响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澳大利亚要始终关注国际体系特别是亚太地区权力转移。面对中国崛起，澳大利亚试图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白皮书》认为，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受益很大，“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高度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为此，澳大利亚某些政府官员认为澳大利亚要继续坚定地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并与具有相似观念的国家合作；若美澳同盟被中国瓦解，澳国家安全基石将会被侵蚀，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将逐渐被抛弃。其时刻警惕与中国有关的事物，而华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质疑的焦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美国处在国际舆论的中心位置，使其全球舆论战略成为可能。在美国形成的舆论都会变成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的世界性舆论。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打出“组合拳”来遏制中国。在舆论方面，美国利用其掌握的世界舆论话语权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渲染紧张气氛。作为美国重要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为维护符合其利益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抛出“新麦卡锡主义”等敌视中国或华人的论调。

　　四 当前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产生的影响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对当地华侨华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阻碍中澳两国关系发展。同时，它在国际社会掀起一波“中国威胁论”，不利于我国开展各项对外工作。

　　（一）对在澳华人发展的影响

　　大量负面舆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产生负面影响。就报道中出现的个体华人来说，负面报道会使其名誉受损，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就华人群体而言，大量负面舆论会增加华人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的难度，影响华人社会实践参与热情。2015年，《悉尼先驱晨报》在没有事实依据支撑的情况下发布报道，宣称“联合国大会主席阿什贿赂案中的CC-3嫌疑人是周泽荣”“周博士通过向政府官员支付非法款项，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周泽荣向澳联邦最高法院起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第九娱乐公司、《悉尼先驱晨报》等对其的诽谤，并在2019年初赢得诉讼。周泽荣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这种经历对我的个人和职业声誉以及我的健康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我的家人。”有关华人的负面报道成为华人参与政治的障碍。根据澳大利亚华裔作家、前工党成员罗介雍的说法，若有人表达自己作为华人的自豪感，或政客表达其对华人的支持或认同，就会被贴上“亲共”标签。这种负面舆论长期存在，将会影响华人和其他族群的相互信任。

　　（二）对中澳两国关系的影响

　　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是移民行为发生时就已产生的、正常的联系，华人与中国间的联系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舆论认为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对澳大利亚产生威胁，这类无端指责伤害了华人和中国的情感。值得关注的是，受澳大利亚政界对中国不信任感增加的影响，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出现负面化倾向。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有关“外国对澳大利亚政治干涉”的调查中，63%的民众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大部分民众连续8年将中国视为澳大利亚的潜在“军事威胁”。最新报告中，4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在全球抗击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社会舆论一度出现破坏中澳两国合作的声音。澳外长玛丽斯·佩恩在采访中妄称，通过“独立调查”向中国了解病毒的源头、中国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充分公开信息以及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互动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摆到台面上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的质疑、猜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三）对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美国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竭力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炒作“华人威胁论”“侨务干涉论”，配合美国掀起“中国威胁论”新高潮，形成联盟效应，冲击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打出的组合拳之一。美国和西方世界错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挑战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意在延续和加强意识形态联盟，构建阻碍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话语权方面，美国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华人威胁论”“华人间谍论”，渲染紧张气氛。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借此向中国继续发难。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大肆炒作“病毒源头”，出现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歧视言论，将舆论攻击矛头指向中国。可见，澳大利亚对华人展开负面舆论攻势，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政治性，缺失真实性和道德性。其本质是西方国家为妖魔化中国形象、鼓吹“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手段之一。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文章妄称，中国政府利用统战工作干涉他国内政，加强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管理和引导，把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代理人。澳大利亚《星期六报》发表文章称，该文代表国外学界和媒体开始讨论中国统战工作与对外影响力。

　　五 结论

　　对于所谓“华人威胁论”，一方面要从共享利益和道义的视角讲述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中澳关系和国际治理的贡献。另一方面，要解构“华人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内核，介绍真实的中国，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中国官方和学者不断反驳西方“甩锅”话语，批判其险恶用心，是话语建构的必要举措。同时，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