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经历了短暂“漂浮”后，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同盟合作空间扩大、伙伴关系日益拓展以及同盟地位持续上升等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澳美同盟强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表现及影响方面，对原因的探究较少，对原因分析也主要集中在战略需求论、同盟性质论及中国威胁论三个方面，缺乏从联盟管理的视角予以探析。而澳美同盟的强化离不开美国的联盟管理。美国运用权力强制、制度约束、权威引导以及利益协调四种方式对澳美同盟进行管理，弱化了联盟困境，实现了澳美同盟的强化。但澳美同盟的强化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如澳美同盟内部的联盟困境始终存在以及澳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存在差异，而联盟管理只能缓解，但无法克服这内外挑战。

    关键词：澳美同盟；联盟管理；联盟强化；联盟困境；

    作者简介：许善品，湘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李苗苗，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项目基金：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动因、障碍与前景”(18FGJ009)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南锚”，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支点，因此研究澳美同盟的强化对于分析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澳美同盟的强化，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现有的关于澳美同盟强化的原因方面的探讨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一、战略需求论。战略需求论认为，冷战后的澳美同盟之所以会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是澳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考虑的结果。运用战略需求论来解释澳美同盟的强化，立论的基础在于澳美双方的战略需求与双方的共同利益相契合。澳美双方战略需求与共同利益契合，澳美同盟就会强化；反之，澳美同盟则不会强化。该观点忽视了澳美双方为了协调诉求及利益分歧所做出的努力。在澳美同盟的发展历程中，澳美两国的利益和诉求并不完全是契合的，澳美对这些分歧进行协调，澳美同盟才能不断强化。二、同盟性质论。同盟性质论认为澳美同盟能够存续多年并在冷战结束后只经历短暂的“漂浮”就迅速强化，是因为两国同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有着相似的认同感和价值观，二者是一个同质性同盟。但政治信念、价值观等因素在利益占主导的同盟关系中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毕竟利益才是决定同盟关系的核心要素，有共同利益，异质性的同盟也可以存续强化；缺乏共同利益，同质性的同盟也可能会走向瓦解。此外，同盟性质是不变因素，而澳美同盟的强化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运用不变因素来解释发展变化，缺乏说服力。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给澳美两国带来的威胁，澳美同盟不断拓展强化。虽然澳美两国存在着应对中国威胁的共同利益，但两国在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方面存在分歧。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其全球霸权的潜在挑战和全球问题中的可能合作伙伴。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澳大利亚视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澳方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较弱，中澳双方不存在战略主导权的竞争，中澳的冲突面小于中美。由上可以看出，现有的原因探析大多限于外部因素分析，缺乏从联盟管理的角度来解释澳美同盟的强化。

　　关于联盟管理方面，现有的关于联盟管理的文献研究主要都集中于研究联盟管理这个概念本身，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放在了解释、说明这个概念内涵上，注重理论分析但缺乏实际运用。目前学术界将联盟管理理论运用到联盟的发展演变上的成果较少。故而，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联盟管理与澳美同盟的强化联系起来，从澳美同盟内部的联盟管理视角入手来分析澳美同盟强化的原因，并对澳美同盟强化过程中遇到的（通过联盟管理也无法解决的）挑战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联盟管理

　　联盟是建立在联盟有关各方拥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但在联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因而，在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存续的过程中，联盟管理不可或缺。澳美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故而，对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不可或缺。“从狭义上看，联盟管理是指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对各自承担义务、应对威胁等的分配，主要依据的是所签署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和规定；而在广义上，联盟管理包括联盟成员国为协调各自行为而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

　　联盟国之间通过结成同盟关系获取一定的收益、满足一定的利益诉求，相应的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自身安全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多数盟国都希望在其联盟关系中尽可能多的获取收益而付出更少的成本，这就涉及到了联盟成员国间的成本与收益的协调问题。这是联盟管理的重要问题，在联盟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澳美同盟也不例外。在澳美同盟关系中，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希望在不威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以较少的成本换取更大的收益，而为了实现这种目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对此进行协调则成了澳美同盟联盟管理的主要内容，双方在联盟内的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成本协调展开的，可以说协调联盟的成本和收益是澳美同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联盟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联盟困境问题。“联盟管理主要强调联盟内部的协调与谈判以及外在威胁不明时如何重塑或强化原有联盟；在原有威胁弱化后，针对联盟裂变的趋势和可能，如何增强凝聚力，同时如何加强对内控制以避免裂变的示范效应等等。简而言之,联盟管理是与避免联盟管理困境连在一起的。”如何弱化联盟困境是强化联盟关系、增强联盟凝聚力的关键。因而，澳美同盟的强化离不开美国的联盟管理，只有通过联盟管理，弱化联盟困境，才能更好地实现澳美同盟的强化；也只有处理好澳美同盟内的联盟困境问题，澳美同盟才能存续下去。

　　总的来说，联盟管理可以界定为：联盟成员国为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持联盟关系，对联盟内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协调，在缓解联盟困境的同时实现联盟收益与联盟困境相契合。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是澳美两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联盟管理方式，协调联盟内部成本——收益间的关系，弱化联盟困境，从而维持联盟稳固、强化联盟关系。

　　二、冷战后澳美同盟强化的表现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澳美同盟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同盟合作空间的扩大、同盟伙伴关系的拓展以及同盟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等方面。

　　（一）同盟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同盟仅是一个战时军事同盟，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The ANZUS Treaty）签订的时候，澳美同盟的合作领域也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到了1996年《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签订时，澳美间同盟关系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同盟，澳美双方开始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1世纪以来，出于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理，美国对澳美同盟进行再调整，澳美同盟的同盟关系有所强化，澳美同盟已经成为无特定针对对象的、全球性和全方位同盟。同盟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深化。

　　美国在2006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声称：“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同盟是面向全球的同盟”，这奠定了澳美同盟全球性同盟的基调。澳美同盟的辐射范围覆盖了全球，并不仅仅局限于亚太地区，这一点在澳美同盟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所体现。澳大利亚不仅参与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还追随美国参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还在美国的支持下领导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等。澳美同盟之间的合作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全天候、多领域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备情报、反恐合作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均有合作。政治外交方面，澳美两国多次进行政治交流及外交外事活动，政治协商对话机制不断完善，多次进行高层会晤；军事情报方面，2014 年澳美两国签署《美澳军事力量部署协议》，澳大利亚同意美国提升其在澳的海上安全力量，并同意美国在其领土北部部署空军力量，澳美同盟军事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澳美双方还签订情报安全协定，进一步完善双方情报合作机制。反恐合作方面，“911”事件发生以后不久，作为美国的坚强盟友之一，澳大利亚立即启动同盟响应机制。2001年9月14日，在堪培拉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决定与北约一样，启动《澳新美同盟条约》，援引该条约的第四款，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网络安全方面，2011年澳美举办“2+2”部长级磋商，明确将澳美同盟安全机制的范围由传统的领土完整和政治安全扩展至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攻击行为。由此开始，澳美两国不仅将网络空间的安全纳入军事同盟协定范围中，更进一步将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此外，澳美同盟在亚太、印太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都有新的进展，实现亚太、印太地区的互联互动。

　　（二）同盟伙伴关系日益拓展

　　澳美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的。而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盟网络化。美国不仅加强自身与其亚太同盟的联系，也致力于加强其亚太盟国间的联系，意图在亚太地区形成自身的同盟网络，从而更好地实现本国的战略诉求，并达到遏制、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故而，美国在原有的亚太同盟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澳美同盟与日本、印度等地区伙伴的联系与互动，深化美日澳印的合作对话机制，由原来的双边关系逐步向多边伙伴关系拓展。

　　澳美、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南北双锚”，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增强澳日双边的联系与互动是美国亚太同盟网络化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美日澳安全小三角的建设，不断升级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自2002年起，美日澳三国开始进行三边战略对话（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TSD)，该对话最初是在局一级的层面进行，到2006年提升至部长级层面。截止目前，美日澳三方共举行了五次三边战略对话。除此之外，美日澳三国也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加强多边军事安全合作。美日澳三国还签订了情报安全协定，进一步分享彼此的军事情报。澳日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其互联互通，合作的大趋势愈发明显。虽然澳美同盟短期内不会发展成美日澳三边同盟，但三边关系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防范、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而仅靠美国自身难以实现，需要借助澳大利亚的力量。为此，美国不断强化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合作与联系，推进三边关系的互动发展。例如，2007 年9月4日，美、澳、印、日、新在孟加拉湾开展了“马拉巴尔2007”海上联合演习。此次军演，除了美印之外，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也积极参与，五国联动态势明显。澳印两国还就印度核能问题进行多次协商探讨，此举是澳印双边关系强化的显著体现。这些都表明，澳美同盟的伙伴关系持续拓展。

　　（三）同盟地位持续提升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和日本并称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南北双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倚重的两个国家。然而，作为“南锚”的澳大利亚受到美国重视的程度一直低于“北锚”日本。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逐步调整以及军力的重新配置，澳大利亚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甚至是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澳大利亚在诸多问题上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支点价值被重新发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政治与现有的国防能力以及设施，扩大了美国的战略纵深，为美国其他重要的军事利益提供了帮助，使美国能更为有效合理地分配军事资源，这也提升了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美国防部长哈格尔（Hagel）在2014年声明中强调：“美澳同盟依旧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崛起后的中国会对现有的美国霸权构成严重挑战”的观点日渐流行。基于此，美国希望进一步发挥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将其打造成制衡中国的战略支点及前沿阵地。因此，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驻军，建立军事指挥中心；美国还不断升级与澳大利亚军事、情报、技术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越发重视澳大利亚在其亚太战略中的作用。这些都表明，澳美同盟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