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是“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性质的事件，对世界各国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有可能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终结，但会开启另一轮的“全新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的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不同影响。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战斗，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新冠肺炎疫对经济的影响，防止出现经济危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最终战胜疫情，需要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超越经济理性，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如此，世界经济才会避免陷入混乱局面。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经济理性；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陈本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崔日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理论、国际贸易规则。

　　一、引言

　　2020年初，一场无法预料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球感染人数已超过1000万，且每天还以十余万的病例增加，传染范围波及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已造成全球50多万人死亡。这次疫情感染人数之多、传播速度之快，是近百年人类社会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灾难。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这场全球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竭尽全力地应对疫情，挽救生命，努力减少疫情的危害。新冠肺炎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疫情是目前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和族群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要想最终战胜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思考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才能对这场疫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本文将从疫情发生的历史节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途径、影响阶段、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如何应对疫情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历史节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此次疫情可以定义为“灰犀牛遇上黑天鹅”性质的事件。之所以这样定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宏观层面看，这次疫情是在世界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体突然遭到始料未及的巨大外部冲击；其次，从微观层面看，全球价值链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其稳健性遭受冲击的同时，又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由此必将导致世界贸易额大幅度下降，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再次，从国际经济格局及国际治理体系方面看，当前，关键国家对全球化的认知已经改变，全球化趋势出现危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很有可能使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

　　人类社会目前经历了两轮的大规模全球化。第一轮是19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不发达国家进行武力侵略、资源掠夺而推动的全球化，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第二轮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这轮全球化主要由资本推动，使世界各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的一环，形成全球价值链。本轮全球化在 20世纪80年代末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在制度上的障碍得以消除，世界各国纷纷加入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分享全球资本盛宴，全球产业链在地域上已经基本囊括了所有国家，世界财富总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波全球化也到达了顶峰。然而，在这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财富分配却是极其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发挥资本与市场的优势，赚得盆满钵满；而另一些国家却变得更加贫穷。因此，在全球化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全球化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不断加深。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以2001年的“9·11”事件爆发出来。“9·11”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或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武装攻击，其后又以各种名义在世界各地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结束了。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国家多年以后仍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各个国家对全球化的分歧逐渐加大，“去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2017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明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战略，这实际上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停滞。随后，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单边机制和各种退群行为更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为应对美国的这种“去全球化”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国这种单边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和斗争，尽力维护这种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的多边体系，使这种既有的全球化体系得以维系。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表明其“去全球化”的决心已明确，美国认为既有的多边体系使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美国优先”的口号指引下，对自己主导的全球体系发起了攻击。美国这种严重的单边主义行为，使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世界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伴随疫情传播的还有人们对疫情的恐惧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巨大担忧。

　　三、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途径

　　本次疫情是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外生性变量。一般来讲，如果世界经济体系本身没有问题，那么，疫情传播对经济的冲击将取决于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疫情结束后世界经济就会恢复正常运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今天的世界经济大不如前，“去全球化”势头凸显，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世界经济随时可能陷入危机之中。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途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最直接、最快速的表现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当疫情只在中国发生而没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蔓延开来的时候，疫情的危害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像其他传染病一样，很快会被中国政府控制，不会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的股市也只是在2020年2月3日后开盘第一天出现恐慌性下跌，其后虽然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在不断上升，但从2月4日开始股市持续上涨一个多月，到3月4日一度涨到了春节前的高点，沪市达到了3074.26点，深市达到了 11869.41点。欧美股市在疫情初期好像没有受到中国疫情的影响，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 2020年2月12日达到了29568.57 点的历史高点。当疫情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蔓延时，世界各国好像才认识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随之而来的担忧和恐慌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担忧的影响迅速在资本市场上蔓延开来，中国上证指数从2020年3月4日的高点跌至3月19日盘中低点2646.80点，深证指数3月23日跌到9659.35点。2020年3月9日至3月18日，美国三大股指出现四次熔断，急速下跌。2020年3月2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 18213.65，40天跌幅达到38.4%。在美国股指下挫的带动下，其他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上演了1929年以来的全球股市短时间内的最快速和最大幅度的下跌。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资本市场将继续动荡。受疫情恐慌及全球停产停工需求下降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0年4月20日，布伦特原油从 2020 年初的每桶 75 美元一路下跌到每桶20美元左右的最低价格，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克萨斯轻质含硫原油5月期货合约价格最低达到 -37.63 美元 / 桶，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区域。随着各国的应对疫情政策纷纷出台，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又呈现出过山车式的走势，使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大，进而将使世界经济整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此次疫情的爆发适逢中国春节假期，最先产生的影响是春节的节日经济行情，这对许多服务行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对餐饮、影院、航空、运输、旅游休闲等产业的冲击是疫情从需求端冲击经济的第一波。春节假期延长，企业面临着复产复工的难题，这是疫情从供给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经过将近两个月封城的疫情“一级响应”的严格措施，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可控，各类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开始启动。然而，由于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蔓延加剧，全球生产价值链被迫中断，大批外贸型企业的订单被停止或取消，很多企业又面临着“无工可复”这一严峻局面，这是疫情对需求端的第二波冲击。如果疫情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则这种价值链中断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会对价值链重构产生影响。然而，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已不太可能，疫情很大可能将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甚至长期伴随人类生存，对全球价值链将的冲击已逐渐显现。从需求方面看，价值链的下游需求减少，使企业无产品可生产；从供给方面看，价值链上端供应商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不能按时供应，如此一来，即使价值链下端有需求，企业也可能由于没有充足的投入而无法满足客户的产品需求。价值链断裂带来全球订单的下降情况导致需求减少，必将使国际贸易量、贸易额双双下降。全球贸易的萎缩将使世界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进而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近期，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现象则有可能促使全球贸易量进一步下降，甚至有可能引起全球粮食危机。价值链断裂的另一个危害是，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并且这种影响进一步放大。2020 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2月份为6.9%，3月份5.9%，4月份6%，均高于5% 左右的历年同期水平；同年，美国4月失业率为14.7%，创历史新高；5月份的失业率略有下降，为13.3%；6月份的失业率为11%，均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失业水平。就业的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收入的减少，进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降低，进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时间长短及严重程度决定了世界经济能否陷入衰退或萧条，并将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未来。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非理性的恐慌和假日经济停止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对中国的冲击。随着中国国内企业的陆续复产复工，疫情在中国得到基本控制。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在中国第一季度的GDP数据中已经体现出来。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6.8%，第一产业下降3.2%，第二产业下降6.9%，第三产业下降 5.2%。从影响经济的三大需求看，也都出现了较大的同比降幅，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1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1%，货物贸易顺差达983.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0.6%。如此严重的经济下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第二个阶段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中期影响和疫情结束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长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于 2020年4月8日发布的2020—2021年贸易增长预测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乐观估计，全球贸易将收缩 13%；悲观估计，将收缩32%。乐观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2.5%，2021 年回升到7.4%；悲观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8.8%，2021年将恢复至 5.9%。2020年的全球经济收缩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降 3%，比 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严重。世界银行在 2020年6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 GDP 将下降 5.2%，是几十年来程度最深的衰退。学者、机构及政策制定者更担心的是，全球将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萧条当中。就疫情对中国的中期影响而言，中国应主要考虑疫情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冲击。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国纷纷采取封城、封国的措施，全球生产价值链必将受到严重打击，所有国家的国际性生产企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在中国表现为多数外贸型企业将会面临一段艰难的挣扎期，很多企业也有可能在这一轮的冲击下倒闭，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不可避免。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如何稳住和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或者在更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中避免“去中国化”这一极端情况的出现，是需要中国企业面对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看，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乃至世界经济秩序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终结。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认为，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人类历史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节点划分为“新冠前”和“新冠后”即 B.C.（Before Corona）与 A.C.（AfterCorona）。美国著名学者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A. Kissinger）认为：“当新冠病毒流行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事实是，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学者也预测疫情后发生“去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结束，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产业链，确实会对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产生一定影响，但就此判断疫情将结束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却显得过于轻率。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今天，国际分工链条不会被轻易被切断，人员、商品、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的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的事实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全球化的运作规则和模式，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有可能终止，而世界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趋势并不会减弱。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加速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调整契机的到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定会有新的指导原则和运作模式的全新一轮全球化取代旧秩序的全球化。

　　五、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

　　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应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疫情本身的应对措施，即救治病人、减少人员感染及重症死亡、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等方面的直接应对措施；另一方面是对疫情可能带来影响的应对措施，即稳定和恢复社会经济运行的应对措施。

　　（一）对疫情本身的应对措施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这次疫情相比也相形见绌。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于2020年1月23日采取了武汉封城的措施，后续各个省份都采取了疫情一级响应的措施，整个中国按下了暂停键。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封城76天后，重新开放，疫情得到控制。4月26日，湖北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见国家卫健委每日疫情公报）。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阻击战的胜利，是与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这些措施包括：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延长春节假期；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19个省份对湖北各市对口支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10多家方舱医院火速建成；医用防护服、口罩等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大批物资驰援湖北武汉；中西医结合治疗，全力推进医药研发和临床应用等等。在防疫过程中，中国提升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防控能力，也向世界展现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2020年3月初，疫情开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迅速蔓延开来，各国政府没有利用好中国给世界创造的“窗口期”，纷纷出现感染人数爆炸式增长、医疗物资短缺、死亡人数增加的局面。由于国情、制度、文化等不同，各国采取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也很难复制中国的“战疫模式”。随着疫情的扩大和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保持社交距离、停工、停课、居家隔离、封城、封国等措施，对延缓疫情扩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也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抗议和反对，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封锁令，这也是疫情在西方国家大规模爆发、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各国政府开始对疫情具有科学的认识，各国能及时调整应对策略，疫情爆发式增长也会得到控制，拐点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二）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应对措施

　　在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方面，各国政府反应的速度都比较迅速，甚至超过了对疫情本身的应对，纷纷做出快速且力度超前的救市措施。尽管救市措施各有不同，但总体的方向和思路基本是一致的。从中国来看，中央政治局2020年2月21日、3月27日、4月17日召开三次会议，明确指出，2020年“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在加大“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力度的同时，又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作为“六稳”的补充政策。2020年5月22—26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没有提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以应对疫情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保障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防止发生资金链断裂和金融危机，纷纷通过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此外，通过财政政策，一方面补贴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困难群体，包括个人和中小企业；另一方面，推出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稳定就业、稳定生产、稳定预期。下面主要分析中、美两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应对措施。

　　1. 货币政策方面

　　作为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中国政府在病毒爆发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和财政措施来应对疫情。2020年2月3日股市开市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进行了1.2万亿的逆回购操作，缓解市场的紧张局势；2020年3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针对疫情防控提出了五大计划：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释放 LPR 改革潜力；二是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政策，向疫情防控保供企业提供快速、精准支持，要把好事情办好；三是加大对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行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强化对先进制造业、脱贫攻坚、民生就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助力复工复产；四是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建设，用好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普惠性资金支持；五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202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4.15%降至4.05%。2020年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2020年的第三次降低银行准备金操作，累计释放长期流动性1.75万亿元。自2020年4月7日起，政府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 下调至0.35%，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时隔12年第一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利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从 0.99%下调至 0.72%，之后一直未做调整）；2020年4月20日，央行再一次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3.85%。并不排除后续进一步降息降准，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力度之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技术性衰退风险增加，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金融冲击的风险加大，纷纷启动了降息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多家主要央行进行了紧急的降息操作，以稳定市场的恐慌情绪。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到 1% 至 1.25%；2020年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股继续下跌。2020年3月15日，面对股票市场因疫情扩散导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场恐慌情绪，美联储再次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 7000 亿美元的大规模 QE 计划，其中购买国债至少 5000 亿美元，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MBS）至少 2000亿美元；2020年3月17日，美联储启动多种短期流动性供给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2020年3月9日至18日，美股连续触发四次熔断机制，股指累计跌幅达60%。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采取一系列更激进的措施——开放式资产购买，建立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和企业流动的计划，该计划将提供高达 3000 亿美元的新融资。同时，来自美国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 300亿美元也为该计划提供支持。其他国家央行也纷纷跟进美联储的降息举动下调本国央行基准利率，缓解流动性紧张，稳定市场波动，阻止恐慌情绪蔓延。到2020年6月底，全球已有30多家央行进行了降息操作。

　　自2020年2月底以来，G10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 4.5 万亿美元，总额累计已超过20万亿美元。为应对疫情，全球央行已宣布规模9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采取措施的2倍。经过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紧急操作，各国股市下跌的趋势已基本止住，5月份全球股市有所回升。然而，货币政策的后续影响也将会逐渐体现出来。大水漫灌的方式虽然对紧急止跌起到了作用，但这种创纪录宽松政策的资产贬值效应也会很快体现出来，到那时世界又要应对另一场货币危机。

　　为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生产停滞带来的需求不足，减少短期资金不足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社会主体资金压力，维护社会生产正常运行。疫情出现后，中国财政部门积极行动，针对个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地方财政在经费保障、支持生产、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方面分别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资金支持及税费减免措施，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在经费保障方面，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切实做到“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在支持生产方面，为全面支持复工复产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增值税、对防疫补助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费支持措施和一系列社保缴费减免政策，大幅度减轻企业负担。在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方面，加大价格临时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困难群众的保障力度。这些针对性措施的出台为我国战胜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起到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作用。

　　2020年3月，美国疫情大规模爆发。面对如此凶猛的疫情，美国政府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缓解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2020年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几乎是2009年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8310亿美元资金的3倍），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包括：对个人的直接资金支付，更强有力的失业保险，对企业的贷款和补助，为州和市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要求保险公司为新冠病毒预防提供服务等。具体内容包括：为受重创的行业设立5000亿美元援助资金池；向数百万家庭直接派发经费；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向医疗机构提供1117亿美元资金；向美国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机构提供160亿美元资金等，以此来应对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打击。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对居民及企业的补贴措施。这些财政措施的出台，对缓解疫情危机造成的社会经济停摆、稳定和恢复生产、维持基本收入及保障基本民生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减小危机的即时冲击起到了缓冲作用。

　　各国政府后续也必将推出更多的长期投资计划，以应对疫情的长期影响。当然，这种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副作用。首先，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财政补贴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一般是非生产性支出，能产生的经济效应或“乘数效应”很小，而在这方面支出如果过大，政府应对后续出现的更大危机的能力将可能受到制约；其次，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一些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如果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此，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加大。危机过去后，各国政府如何避免刺激性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六、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来正确应对危机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如全球变暖、大气污染和传染病等。世界各国也曾经或正在尝试通过多国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问题的非紧迫性以及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缺乏共识，很多全球性问题都久拖未决。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应成为人们对全球性问题的认识的转折点。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染范围之广，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冲击之大，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意识形态、不分贵贱贫富，这场疫情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灾难。在这场与看不见的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全球战疫的胜利。然而，自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以来，却有一些污名化、政治化、情绪化的言论不断传出，鼓吹“阴谋论”“脱钩”“去全球化”，宣扬“经济民族主义”，这对全世界人民战胜疫情是不利的，也是不现实的。

　　（一）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是全球赢得抗击疫情的基点

　　疫情爆发初期，当中国人面对疫情全力奋战的时候，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媒体发表了一些嘲讽和污名化的言论，而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给世界创造的“窗口期”，认真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做好疫情的防范准备，结果导致西方多国疫情泛滥。疫情在各国泛滥后，一些国家又不能接受病毒传播的现实，为了转嫁国内矛盾，一些政客和媒体又抛出一些阴谋论和政治化的言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本国疫情传播的作用，反而激化了国际矛盾，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疫情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正在促进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2020年4月2日，中国一百多名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上刊发《中国百名学者致美国社会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球团结合作，反对将新冠疫情政治化、污名化。2020年4月3日，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Center）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at UC San Diego’s School of GlobalPolicy and Strategy）牵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内阁的高级官员与顶尖学者95人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中、美两国在新冠肺炎问题上加强合作，在中、美两国及世界范围内拯救更多生命，来回应中国学者的倡议。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领导人联合起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各国领导人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处理这场危机，但这种病毒对社会的毁灭是不分国界的。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应对当前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要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点，我们将面临最坏的结果。”这些学者和官员的认识代表了人类应有的理性，是解决全球疫情的正确方向。在应对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中，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充分认识到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病毒并不青睐于某一种族和某种制度，对人类的攻击是不分对象的。所以，人类要想战胜这场空前的疫情袭击，必须要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抛弃侥幸心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共同协调合作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二）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需要超越经济理性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中强调，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维护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不因为事情并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这一假设成为指导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利的动机驱使下，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实现了一个他们本人并不在意的结果，促进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增长的秘籍。在强调人的自利的经济理性的同时，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也提到：“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中，人要适应他生长其中的那种环境，这是天性使然。人类都需要互相帮助，同时也面临着相互伤害，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这种情况中，如果某个地方兴旺发达并令人愉悦，那里必定充满互助，那是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产生的结果。通过爱和感情，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用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把众人带到一个充满善意的公共中心。社会不会存在于那些相互损毁和伤害的人之间。每逢那种伤害出现的时候，每逢互相之间产生仇恨和敌对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会被撕裂。”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合作倾向被当代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

　　我们应该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经典著作的对比分析中理解“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这会对我们理解复杂的人性提供更全面的视野。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合作在解决人类社会复杂问题中的作用。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把人类按照对世界的觉悟程度依次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指出，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从索取的角度思考问题，如何满足自我的利益是他们行动的基本原则。“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能认识到自我和社会及宇宙的统一，从而能够从社会宇宙的整体角度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个人的得失与取舍取决于社会整体的得失和取舍。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人类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行为，从先哲的思想中获得启发，只有超越经济理性，人类才能更全面理解全球性问题的实质，更好地应对全球问题。

　　（三）全人类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的根本出路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所以人们必须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思考应对疫情的办法。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是传染性病毒引起的，应对病毒需要全球科学界的携手努力，集中全人类医学知识及智慧，用科技力量才能尽早找出应对新冠疫情解决方案。其次，除了应对新冠疫情本身，我们更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去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全球在健康、生态、安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探索出一个更加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再次，世界各国应尽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达成共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以对全人类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去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关系。最后，必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各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形成合力，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维护并延续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提醒人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超越经济理性，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去思考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人类才可能突破“囚徒困境”，实现合作共赢。今天，全球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反思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与不足，但也要理解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不可能退回到各个国家变成“孤岛”状态。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全球化也是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的出路，全球性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的合作来解决。只要世界各国人民树立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加强合作，凝聚起抗击疫情强大合力，共同携手努力，一定会赢得这场全球抗击疫情斗争的最终胜利。(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