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推动世界体系持续演进的动力是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面对“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激化、新兴经济体实力提升，资本主义阵营将体系轴心化收缩，又因其内部利益矛盾和价值观分歧导致核心结构趋于涣散，使得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呈现“坍缩”态势。目前这种态势在七国集团（G7）即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冷战结束后，G7相继经历扩张、波动和坍缩三个衍化阶段。2008年以来，G7出现金融危机应对乏力、政治立场分歧扩大和全球治理议程拖沓等弊端，其中的美国轴心化秩序理念已然无法适应现实需要，使得该集团正面临着因利益冲突激化、机制低效与失衡而引发的规范退化问题。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重心转移，新兴国家参与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益增强，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一些新型复合机制将显著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演进方向。

　　  关键词：世界体系；全球化；七国集团；资本主义阵营；规范退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7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17DDA002）

　　  作者简介：钮维敢，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2616）；谈东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39）。

　　一、当代世界体系的扩张进程面临现实阻碍

　　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并进入漫长的扩张期和中心转移过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相继建立，体系内各国劳动分工差异增大，金融垄断与实体生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调整贯穿其中。在此历史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继承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阵营占据主导权的世界体系理论。他把社会阶级体系置于更为宏观的全球视域，将世界视为一种具备边界、结构、成员群体、规范和普遍联系性的社会体系——相互冲突的力量既紧密联系、又将体系分割成逐利的数个群体。基于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将世界体系分为“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两种。不同于以单一政治制度联系成员的世界帝国，从16世纪西欧兴起的世界经济以成员间的经济关系维持结构，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经济因素可以被自由调动，从而使市场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伴随着不同类型行为体间的不平等交换态势、剩余价值转移方向、资本积累状况及依附性发展等方面的长期衍化，国际关系逐步形成具有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换言之，现代世界体系得以立足和发展依赖于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其中，既定成员调整利益关系、新成员（包括尚未形成现代国家的殖民地）融入市场和成员自身变迁的过程影响着世界经济，即“核心—边缘”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动力。

　　冷战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而告终，相较于步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西方学界视为资本主义阵营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巨大胜利，最为典型的即“历史终结论”。众多转轨国家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奉为金科玉律，积极争取在世界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含义由提高发展水平转向建立民主政体，融入世界体系的新边缘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工业化，努力从高度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足够支付政治转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的份额。对此，它们采取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体现西方经济制度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分别被拉美和原苏东国家快速复制。如今，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使是阵营之外秉持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也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另外，现代世界体系的制度化产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成为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权威机制，每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贸易总额占全球年贸易总量的绝大部分。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体系演进潜藏着衰变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深刻体现在世界市场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中。沃勒斯坦本人曾在2013年的访谈中提到，“今天我们有一个覆盖了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体系。”他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主导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其大国成员，但结构内外矛盾有了两方面的新内涵。

　　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为体系吸纳更多新成员以拓宽世界市场范围的横向扩张已接近极限，维持结构稳定的迫切性远高于扩展结构外延。长期以“扩张优先”补偿“短暂让步”的逻辑已然很难维持“核心—边缘”结构中的差距。在理论层面引入对“半边缘”阶层“膨胀”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该结构的稳固性和合理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沃勒斯坦创造性的“半边缘”概念源于西方学界维护既定世界体系的潜意识，而在无政府状态下依赖市场调节来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际社会无疑是一个伪命题。新自由主义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并非如普遍认知的那样赶超发达国家，其竞争优势仅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群体而言，国际贫富差距总体上仍呈扩大趋势。

　　另一方面，体系的纵向扩张即成员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面临现实阻碍，来自核心国家社会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当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秩序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所牵引，体系成员的分工资格和角色与其内外部的政治变革或社会思潮紧密联系，世界市场必然相应地承受资本主义阵营制度安排的负面效应。比如转型国家同步实施政治经济改革，在民主质量不高与经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换取双向市场准入和外部援助资格，鼓励自由化的西方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进程相互促进，对于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持乐观态度。虽然有实证研究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并不存在“民主化逆转市场化”的现象，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完全可以兼容，但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或照搬照抄的弊端是客观存在的，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疲软，潜伏危机。

　　进入21世纪，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遭遇现实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对峙局面，理论上政治民主可以规制的经济民粹主义问题却出现萌芽。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质疑声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和巴黎“黄背心”运动等社会事件。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衍化，引发核心国家较低端产业利益集团和从业民众的不满，精英阶层营造充斥谎言的舆论，既剑指低端就业机会被边缘国家“夺取”，又围堵新兴国家高端产业的崛起，进而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的反全球化政策和全球治理缺位，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濒临恶性循环。

　　针对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研判颇为丰富。有研究者估算1800年至2015年世界总体利润率，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该规律，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存在隐患。有学者解读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西方的缺失”——西方世界的此种焦虑，背后是国内极端势力动摇政治基础、美欧立场分歧、非西方国家影响力增长和世界市场扩张为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冲击，未来世界体系的健康发展必须突破意识形态边界。还有研究判断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位置，提出修正“核心—边缘”两元分立的三层或四层结构新理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一构成世界经济重大影响的事件，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建立在贸易失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迎来深刻变革。在对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认识中，有研究者也强调世界格局的动荡仍缘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如国际垄断资本过度攫取利益、新自由主义弊病爆发、落后国家治理失败、拜物教的大众化洗脑和体系的封闭循环等。可见，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的相关研究也无一不明确指向其内在矛盾。把握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新特征、厘清核心结构稳定性背后的新变化，对于中国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理论上现代世界体系长期保持的扩张状态在当代面临现实阻碍，呈现出边缘向内收缩、核心结构涣散的“坍缩”态势。那么，亟待讨论的问题是，身处核心结构、主导世界市场秩序的资本主义阵营，缘何又如何在与边缘国家的互动中造成体系坍缩态势？应该怎样认识和应对这种态势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

　　二、资本主义阵营动机、行为与当代世界体系坍缩

　　根据“核心—边缘”逻辑，资本主义阵营的动机及相应行为是当代世界体系发生坍缩的主要因素。在霸权稳定论学者看来，霸权的存在对于建立和维护自由的世界市场秩序必不可少，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作为另两种前提条件从属于霸权。有学者构造动态优化模型，揭示世界经济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行为特征，即通过稳定的对外掠夺量来最大化净收益。那么，当霸权相对衰弱、权力重心偏移、对外掠夺量受到影响时，既定霸权国必然采取进攻或防御型策略，即使新兴国家客观上尚未构成挑战。因此，占据霸权地位的核心国家正凭借其实力和机制优势影响国际秩序，从而引发世界体系坍缩。

　　（一）资本主义阵营正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

　　当代世界体系的坍缩态势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核心衰变的背景下强行推进体系轴心化所导致的——体系长期保持但放缓的扩张力逐渐难以抵挡住短期内喷薄的反扩张力冲击，致使体系秩序及其核心结构均遭到破坏。这种短期内“适得其反”的变化是资本主义阵营试图巩固其世界体系主导权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促使该阵营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的因素有二。

　　因素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导致的“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激化。

　　世界市场能为核心与边缘国家都带来经济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秩序的固有弊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能强化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在二战后“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加深的背景下，经济和制度性工作更加有效而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国家对福利的关注高于安全问题。资本主义大国因此降低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比重，通过营造世界市场的自由氛围，运用直接干涉手段或“使他者愿意效仿自己或接受体系规则”的软实力吸引众多欠发达国家复制或借鉴西方模式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国为世界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行为，在事实上维护和增强了其排他性的金融霸权和知识霸权，使得跨国经营活动的回报率更高。比如，美国作为庞大的债务国依然能够依靠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效应优势、跨国公司收入转移活动的避税功能，从而持续获得国际投资净收益。在技术垄断的同时，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市场准入限制。这种金融和知识霸权还表现为贸易规则和结算货币等方面的先天优势，而边缘国家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加入国际贸易机制并选择分工岗位，获得核心国家资本流入，以低廉价格发展当地农业和加工制造业。

　　在这种世界市场秩序下，宏观层面的全球化进程确实得到加速，但其中剩余价值逻辑和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反全球化言论和逆全球化现象频现。一方面，资源和市场被严重掠夺的边缘国家经济脆弱、政局动荡，社会舆论直指西方帝国主义行径。一些经济增速曾处于世界前列的新兴国家（如阿根廷），在贸易和货币等方面丧失部分经济主权，又无法从体系脱身，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资本外流—重新借债—以债发展”的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因当事国缺乏话语权而往往被国际公众忽视。另一方面，核心国家出现较大贸易逆差，产业资本“离本土化”“离制造化”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引发相关阶层不满情绪。相较于边缘国家产业低端且单一化的顽疾，核心国家基于既定技术基础和市场需求，只要资本回流就能快速实现加工制造业复苏，而边缘国家产业转型的风险更大。产业空心化是资本的趋利避害性使然，而非被他者“抢”走市场和就业机会。资本主义阵营执政的精英阶级应对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失业和利益集团刁难等问题，实际作为“选票政治”问题来处理，选择将资本从边缘国家向国内收缩，对内表现为重塑加工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对外表现为加强针对低端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保护措施。

　　因素二：新兴经济体的有所作为影响着资本主义阵营在体系中的权威。

　　在西方视阈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承担着维持当代世界体系运作的责任，其权威地位不容挑战。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最终目标是建构一个由西方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稳固其和平，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浸透着美国主导的互惠性霸权。除了边缘国家必须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遵守自由化规范之外，还需要美国这样的“成功”大国作为国家治理的典范，制定透明可靠、可预测的制度框架，恢复并巩固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罗伯特·杰维斯也强调，只有美国才能够构建出“令人满意”的国际秩序。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瞬间升级、外溢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洲及边缘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暴露出美国的领袖角色虚有其表，引起国际社会质疑。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实力和国际机制建设方面的有所作为，被资本主义阵营视作对其体系主导权的威胁，并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随着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崛起，市场体量稳定增长，核心与边缘国家群体实力对比情况变化显著，更重要的是彰显出一类替代型经济模式的优势——调整自由市场的放任原则、支持全球主义、坚持要害企业的国有制和金融行业监管等，也有学者称之“新兴的资本主义模式”。新兴国家也在积极探索世界经济新机制的构建，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建构互联互通的跨政府网络，尝试促进形成非实体性的、合作共赢的“新均衡发展模式”，克服当前世界体系的等级制固化弊病。面对此种“东升西降”的情况，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模式”正在失去吸引力而“中国模式”优点则逐渐显现，他们因此呼吁美国改革以加强各国间的合作关系。但从2016年以来的国际贸易形势看，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单边主义政策颇显敌意和固执，并且要挟阵营盟友采取相同措施，这意味着核心国家正在收缩体系，力图限制新兴国家凭借多边贸易规则发展国内经济的机会，从而达到强化核心地位的目的。所以，资本主义阵营表面上维护世界市场秩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攻击新兴国家“破坏”贸易规则的话语，实际为试图以较低的道德成本和经济代价收缩体系，排挤可能获取可观收益的边缘国家。

　　（二）资本主义阵营因内部分歧而趋于涣散

　　任何国际合作都存在福利增长与分配公平的矛盾。当总体福利增长放缓、个体福利增长速度不均时，参与合作的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各行其是，凸显严重的利益分配问题，即使在彼此制度及价值观相似的资本主义阵营成员间也无法避免。近年来，主导世界体系演进的资本主义阵营成员间在利益分配和具体价值选择方面矛盾频发，美国一系列轴心化举措导致冷战后核心结构内部的分歧扩大且明朗化，在当前趋于涣散。例如，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给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贴上“搭便车”标签，不仅选择退出奥巴马政府精心建构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迫欧盟限制进口“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商品、退出“伊核协议”执意加强制裁伊朗力度，而且以国家安全为由向欧盟征收高额钢铝和车辆及零部件关税。其他核心国家对此类“美国优先”举措亦做出反应：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于2018年底生效；德国不愿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选边站队，于欧盟内主导构建务实性“多边主义者联盟”；欧盟不认为伊朗违约行为严重，并不打算对伊朗启动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欧盟对高通和亚马逊在内的美国巨头公司开展反垄断调查并重罚等。可见，美国不惜与世界市场的扩张惯性背道而驰，甚至以其长年建构和主导的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关系为赌注，冒着可能致使资本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的风险，采取极限施压的贸易威慑手段来谋求短期内自以为是的利益最大化。在饱含西方契约精神的国际制度面前，美国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眼前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以“退群”、再谈判、瘫痪国际组织功能和规则外自行其是等手段冲击既定国际规则。这类与自诩大国形象相悖的行为，正是美国重塑单极霸权强烈意愿的反应。

　　而且，虽然资本主义阵营成员价值观高度耦合，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国别利益竞争和对立情况仍然存在，并随着国际形势复杂化愈加尖锐。除了气候治理议题长期悬而未决外，美欧基于历史背景和商业利益在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行动上也莫衷一是；英国优先顾及国内经济利益，对待亚投行的积极态度打破了与美国政策以往的一致性；“棱镜门”事件则颠覆了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道德基础，严重损害了欧洲民众对其信任度。此外，美国与欧盟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中的食品安全和投资规则领域分歧严重；围绕希腊债务问题，美国和日本秉持宽松经济政策立场，欧洲内部就维持“高福利”还是谋求“远发展”争论不休；在对待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美国收紧移民条件并准备不惜投入巨资修筑边境墙，欧洲国家接收中东难民而饱受社会治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压力。近期，围绕5G网络建设，美国与欧洲盟友就是否禁用中国企业技术也意见不一。有学者指出，当前欧美的逆全球化力量性质存在不同——来自欧洲的逆全球化以英国脱欧为典型表现，缘于欧盟东扩的地缘矛盾和内部整合压力，极右势力影响力上升；来自美国的逆全球化思想以“9·11”事件、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三大事件为渊源，“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为标志，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推行重商主义和实力外交。两种逆全球化力量性质相异，意味着在体系收缩的道路上美欧矛盾将继续加深。深究其因，历史上的美欧关系本就不对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将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的过程中，忽视欧洲的利益诉求和联盟管理，轻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纽带，同时却保留了大量的冷战思维因素；而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成功更倾向于表明欧盟是理想主义气息浓郁的多边外交产物，但其根源所涉及的多元制度、民族和文化的脆弱性，正逐渐暴露出来。

　　不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阵营中这类具体利益和价值观冲突，本质上是核心国家在争夺核心结构主导权和管理当代世界体系时所产生的裂隙，属于内部纷争。边缘国家的利益诉求仍被严格排斥在核心结构的共同利益和同质价值观的边界外，缺乏从根本上参与世界体系管理、影响体系演进的机会。在探讨当代世界体系的未来演进方向之前，考虑到学界对于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概念的讨论存在模糊性，本文将核心结构具体化为涵盖了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七国集团（G7）。在分析冷战后七国集团衍化的现象上总结经验，从相关理论中汲取营养来尝试阐释核心结构视域下的世界体系坍缩态势。

　　三、核心结构缘何坍缩：对冷战后七国集团衍化的考察

　　（一）冷战后七国集团衍化的三个阶段

　　七国集团由当今世界经济中实力最雄厚、最具话语权的七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其前身“六国集团”成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又于1976年吸收加拿大。作为一种搭载多边协商机制的关系网络，七国集团自建立伊始就占据了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议程的重要一席。约翰·柯顿（John Kirton）认为，1919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国际联盟阶段（1919~1939年）、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1944~1945年）、七国集团阶段（1975年开始）和二十国集团阶段（2008年以来）。学界对于全球治理是否已完全过渡到第四阶段尚存疑问，不过每年一次重点商讨世界经济与政治前沿问题的七国首脑峰会，辅之七国外长会议，总是颇受国际各方关注，往往引发较大的市场反响。G7发挥协调资本主义阵营利益矛盾、统一立场与共识的机制作用，可视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结构。其衍化能够反映并深刻影响着世界体系演进的趋势，在冷战后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结构扩张（1991~2008年）。在两极格局背景下，G7发挥主导作用的世界经济涵盖西方自由世界及其与中东国家、新独立民族国家的经济关系，把持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关贸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操控地位，制定贸易规则；先后应对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几乎与牙买加体系同步发展。冷战结束前夕，G7体系迎来快速扩张期：1991年7月在英国举行的G7首脑峰会，首次邀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G7成员国首脑会面但不参与会议；同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成为G7会议观察员；1994年G7开启“7+1”模式，俄罗斯得以参与部分全球事务的讨论；1998年G7吸收俄罗斯正式升级为G8，这是资本主义阵营继苏联解体后又一次阶段性扩张的所谓重大胜利。2001年亚洲“巨型市场”中国加入WTO，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再上新台阶，G8议题也从经济政策、国际金融，扩展到气候变化、公共安全等全球治理领域以及伊核、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领域，意味着G7/G8的核心作用扩张不只是停留在横向管理世界经济事务，更是纵向介入到其他领域的重大国际问题中。在这一阶段，无人能挑战美国对G7/G8结构的支配地位，而美国为彰显其经济霸权地位不惜牺牲盟友和追随者的利益。例如，美国为减少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迫使日本货币升值的广场协定；以美国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引燃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等。

　　第二阶段：结构波动（2008~2014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遭遇的重大挫折，也是G7/G8体系内部进一步分化乃至分裂的关键时段。此前，新兴经济体群体性腾飞已经造成全球经济重心开始“东移”，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跑者，而G7成员国权威形象和经济增速相对有所衰微，后者被迫正视新兴经济体对其主导权的合法性冲击。因此，2008年G8峰会邀请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五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标志着G7/G8对世界市场控制力的阶段性萎缩。2011年肇始的叙利亚内战、2013年乌克兰危机及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几乎完全冲垮了西方大国与俄罗斯合作的脆弱基础，使得G7成员国与俄罗斯关系持续恶化。最终，G7公然排斥俄罗斯并于2014年暂停俄罗斯G8成员国身份，G8正式分裂。围绕对俄政策问题，G7分为两派：一派是美国和加拿大，主张加强对俄制裁并削弱其周边势力；另一派是日本和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国家，主张与俄对话以便缓和矛盾。在对华政策方面，G7内部也呈现相似的分歧。可见，美国于世界范围的经济霸权因金融危机有所收敛，但其仍主动谋求G7结构的控制权，导致其他成员国在“美国主张”和“自我主张”间摇摆不定。这一波动阶段不仅无益于团结资本主义阵营，反而为G7的结构坍缩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结构坍缩（2014年至今）。以2014年G8分裂退回G7为节点，G7结构的坍缩态势逐渐鲜明。首先，被核心体系排斥的俄罗斯转而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影响力，挑战G7成员国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必然联系。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效显著，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积极合作以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努力应对被G7长期搁置的全球性问题，客观上挤压了G7结构行使核心主导权的广度和深度。再次，G7成员国间实力差距和理念分歧日趋扩大，美国一家权力独大的形势长期保持不变，而西欧国家受发展模式制约、经济缺乏活力，GDP总量世界排名下降。例如，意大利面临经济下行和债务危机的双重考验，国内政局民粹主义抬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显著下降。最后，G7内部各行其是的倾向严重，核心结构的凝聚力引人质疑。英国“脱欧”进退两难、过程复杂直至2020年初才签订分裂协议，给法、德、意三国在欧盟未来命运议题上的作为，增加了不确定性；2015年日本借G7平台提及海洋安全问题，联合美国就南海、东海局势向中国施压，与G7机制初衷相背离；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价值取向践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试图将其在北约战略收缩的代价责成欧洲买单。在2018年加拿大G7首脑峰会上，特朗普提前离场、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要签订“六国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避免发表联合声明。2019年8月下旬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比亚里茨举行。在会议期间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洲理事会主席不点名地针对美国，对全球经济中的贸易紧张局势表达了“担忧”，共同呼吁避免贸易战；在讨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海洋环境的议题上，法国和德国高度关注和重视，而特朗普则予以“缺席”。由于七国之间，尤其是美国与其他六国之间的矛盾重重，这次峰会被舆论认为“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依然寥寥”。当前G7结构内部明显地暴露出利益冲突激化、机制低效与失衡的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G7结构的衍化与当前世界体系的坍缩态势同步，换言之，核心结构的坍缩造成了当代世界体系的坍缩。阐释体系坍缩进程，仅仅论证G7成员国在世界体系物质结构中的地位变迁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仍可能长期处于GDP总量世界排名的前十位。对此，可以从规范演进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对G7结构坍缩作以完善性补正。

　　（二）体系坍缩与规范退化

　　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学术话语中，体系或结构坍缩实际上也是一种规范退化（norm regress）过程，即国家对既定自由主义规范的接受程度下降，进而影响世界体系和核心结构内既定关系的连续性。

　　区别于物质主义学说，建构主义是一类强调规范、观念、文化和身份认同等社会要素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物质因素脱离观念就会失去意义。观念性的规范是行为共同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根据亚历山大·温特的体系学说，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建构行为体身份、利益和行为，行为体间的观念互动可以巩固或重塑规范结构。如果从体系学说路径阐释体系坍缩进程：在世界体系层面，核心与边缘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资本主义规范建构，按照等级制分工实施相应经济行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弊端，行为体在互动中产生阻滞体系扩张的反全球化观念，并在此后的互动中“自我实现”式地产生体系坍缩；在核心结构层面，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美国与其他核心国家的互动虽然建构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结构伊始建构的彼此不对称的身份必然造就轴心化的博弈状态，逆转由洛克式向康德式文化演进的前景不无可能。温特学说处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中心位置而被学界普遍认可，不过，体系建构主义片面强调观念结构对身份和利益的单向度塑造，有关规范传播、规范扩散及单向社会化的议题已不能满足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现实的需要。近年来，学界在研究规范结构与行为体的双向社会化、规范的自身演进等理论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其中，围绕超越生命周期理论局限的“规范退化”概念的实证研究正是新方向之一。

　　该领域的代表作者莱德·麦基翁（Ryder Mckeown）撰文指出，规范作为一种人为构建机制，存在被挑战以致消亡的可能性。他以美国政府弱化反虐囚规定的一系列行动为例，演绎反虐囚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遵循的规范如何在美国国内逐步退化并蔓延到全球的过程，由此验证规范挑战者可以通过话语作用和社会实践，挑战规范并使其退化的核心假设。在麦基翁看来，从挑战规范到规范退化需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1.挑战出现阶段，修正主义者利用话语对现行规范发起挑战；2.挑战蔓延阶段，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与规范捍卫者展开话语竞争，影响规范的存在基础和外部合法性；3.规范消亡阶段，规范退化成功地从国内扩散到国际社会。戴安娜·潘克（Diana Panke）和乌尔里希·彼得森（Ulrich Petersohn）认为，规范退化缘于规范结构缺乏对违规和挑战行为的必要制裁，因此规范捍卫者的意愿、能力及策略极为重要；具有确定界限的规范缺乏回旋空间，更容易出现剧烈变动，退化解体的速度也更快。

　　除了从规范挑战者和管理者的角度开展研究外，学界对于规范退化还存在其他解释：规范间竞争导致规范退化；指涉对象消失、博弈性质改变导致规范退化；国家属性改变导致规范退化；时空环境改变导致规范退化等。针对同一议题，属于平行关系或新旧关系的数个规范间存在竞争，其中能够获得更多行为体接受的规范，当然强于吸引力弱的规范，则后者退化；规范的指涉对象消失，规范内容就无意义可言，如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国际托管制度；博弈性质改变，原本规范因无法满足现阶段博弈的需要而退化，如俄美相继退出的《中导条约》。国家利益、制度和价值观的部分或全部改变可将国家旧属性转向新属性，这些新属性国家互动时会更新规范从而使旧规范退化。譬如，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代长期以来弱国外交的旧规范。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必然使一些国际规范退化，国际组织、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的郁勃使一些以国家为中心的规范如主权意识等出现退化倾向。

　　综上所述，造成规范退化现象的因素复杂多样，除了规范结构的外部客观因素，包括挑战者、捍卫者在内的行为体和规范自身都值得考量。另一方面，规范退化往往意味着旧规范的消亡和新规范的扩散或进化。因此，促成新规范替代旧规范的实践路径也是规范退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七国集团规范退化的表现及原因

　　冷战后七国集团衍化经历了结构扩张、波动和坍缩三阶段，根据麦基翁的规范退化三阶段理论，G7结构波动阶段为“挑战出现阶段”，结构坍缩阶段属于“挑战蔓延阶段”。基于核心结构、新兴经济体及其他边缘国家处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实际情况，G7结构将长期处于规范退化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尚有相当距离。

　　在G7结构扩张阶段，虽然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利益矛盾，且美国是众多世界经济制度和规则的缔造者和裁决者，因此G7内部未能出现挑战者，同时外部最大的挑战者苏联已经解体，转轨国家正争取融入资本主义规范结构。在结构波动阶段，G7内外都出现了挑战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向外转移造成主要国际行为体利益严重受损，引起G7/G8其他成员国不满，短时间内对利益矛盾的审视大于对共同利益的主张，成员国追求各自利益，美欧经济立场分歧明显。“开除”俄罗斯没有实现惩罚效果：俄脱离核心结构一方面抛弃了资本主义阵营一员的虚假身份，另一方面使G7失去维持结构表面整体性的机会，内部压力由此转化为控制难度更大的外部压力。全球金融危机同时暴露出“美国模式”的弊端，核心国家对危机的处理也相当乏力，导致结构外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对自由主义世界经济规范的正面认同度降低。在结构坍缩阶段，利益冲突、债务困境、移民和难民问题引起西欧与美国相互抨击，英国脱欧形势的不确定性过程凸显这一规范结构的低效特征，美国肆意推进轴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日本企图逃脱美国单边贸易行动的牵连。另外，G7关于治理贫富差距、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的全球议程拖沓严重，对当前世界体系的领导能力饱受质疑。相对而言，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G20机制在全球治理领域更有助于达成南北共识。总而言之，在G7结构内外规范挑战者与捍卫者间的竞争公开化，业已侵蚀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国际规范的存在基础。

　　之所以G7出现规范退化，既有其结构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首先，G7作为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利益协调平台，并不具备对违规和挑战行为的制裁机制，其能否顺利运作依赖于核心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以及美国在结构内的权威应用情况，当利益矛盾尖锐化、美国权威应用极端化时，博弈关系由合作优先转向零和，则会出现规范退化。其次，排挤俄罗斯的战略决策证明，G7是一个界限分明的资本主义规范结构，容不下价值观相异程度较大的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缺乏回旋空间而更容易出现剧烈变动，退化解体的速度也更快。因为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重回G7及类似结构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其他国家产生国际政治重回冷战模式的消极预期。尽管2019年8月下旬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上，美国提议重新邀请俄罗斯加入该集团，但与会其他国家与美国就此发生争吵。会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媒体表示，七国没有关于俄罗斯重回七国集团达成一致，尽管下一届峰会由美国承办，美国可以邀请俄罗斯参加，但俄罗斯是否能在重要议题上参与讨论，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很大程度上也不意味着俄罗斯注定会重回结构，因为峰会承办国有权邀请其他国家参会，但无权决定这个受邀国在峰会中的角色。再次，在美国看来，鉴于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美欧分歧扩大、中欧关系优化，诞生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旨在团结资本主义阵营的G7规范显然已无法满足现阶段推进“美国优先”的战略需要。早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税收和贸易政策取向与G7合作行动的三大目标（即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开放且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共同监管标准和相关国际组织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存在抵触。报告从而提出建议：一方面，美国政府要以开放态度对待国际合作；另一方面，G7应当说服特朗普政府促成合作，最大限度地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显然，三位美国学者提出的上述建议并未得到美国的践行，G7其他成员也无力说服特朗普政府逆转轴心化倾向。最后，力图巩固极少数国家核心地位、垄断世界市场的G7规范，不仅难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及合作共赢新规范的大势所趋，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失去吸引力，而且美国轴心化的图谋，与当今国际关系大多数行为体要求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演进的愿景相悖。因此，在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面前，为极少数国家谋求利益、体现小集团“优越感”，甚至为个别国家“优先”开道的G7规范势必逐步退化，丧失道义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

　　四、总结与展望：世界亟待新型机制逆转体系坍缩

　　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长期以来保持的扩张性，与短期内呈现的边缘向核心收缩、核心结构涣散的坍缩态势并不冲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过程阶段性地实现着质的飞跃，世界市场发育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历史新高。近年来，世界体系扩张速度放缓，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而美国在世界体系核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强行推进以自我为轴心的重构国际秩序的图谋，导致当前世界体系向内收缩、核心结构裂隙扩大。七国集团作为核心结构的具体形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2014年俄罗斯“出局”G8以来，其坍缩态势日趋明显。这是G7规范结构内外都遭遇到挑战所引发的规范退化现象，也是资本主义阵营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要求、不能满足各国发展差异性需要的必然结果。面对“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的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亟待构建更具公平和效率的新型合作机制。

　　以2020年全球重大疫情为背景，在3月25日G7外长视频会议上，各国外长同意要团结协作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但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议将该病毒称作“武汉病毒”时，美欧双方意见不一，就是否将中国定性为新冠疫情源头争执不下，使得会议最终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在美国企图借G7平台攻击中国、转移国内矛盾的背后，是美国股市一个月内的多次“熔断”，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启动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2020年7月，美国继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正式宣布退出该组织，而其他六国领导人则都表达了对世卫组织的强烈支持。相较于积极抗击疫情、开展国际卫生合作的国家，美国无疑是负面教材。可见，当前国际秩序的脆弱性与“轴心”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紧密关联。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重心转移，发展中国家群体参与世界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益彰显，包括G20在内的一些新型复合机制将显著影响世界体系的演进方向。此外，美国在G7中的消极态度和轴心化行径，恰恰反衬出负责任大国对于保证新型复合机制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意义。当主导性大国对全球化发展大势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及把握不一，且秉持的全球治理理念也存在差异时，它们主导的合作机制将呈现出近乎截然不同的状态和结果。2018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七国集团峰会就构成了这种鲜明对比。可以说，在各方自觉搭建合作平台的前提下，负责任大国的存在和担当是决定新型复合机制能否健康运作、是否具备全球影响力潜质的关键。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路径不应交由轴心化与分化问题相交织的G7来主导，而应转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保障南北平等对话的G20机制，才是应对当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方面问题的优选。G20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才真正被启用，运行伊始便出现将取代G7成为国际合作主要协调机制的态势。与G7相比，G20尚未被霸权国操控，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多元与观念多元的有机统一。以国际金融治理为例，G20适应世界经济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承认新兴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地位；同时它的国际交易成本较低、规范界限模糊，可对接大多数成员的制度偏好。在规范进化方面，G20与时俱进，如建构二十国智库（T20），向G20决策层输送议程设置方案、创新性政策选项和专业评估报告并监督G20成员承诺执行。所以，G20规范的建构有效规避了一些导致G7出现规范退化的因素，也逐渐弥补着G7在世界经济秩序中角色的缺陷，有利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同时，G20机制的创建与发展也从外部加速剥蚀G7结构的存在基础。

　　G20不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简单集合。它的规范结构得以突破资本主义阵营的观念桎梏，主要缘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正在当代世界体系的双向社会化中重构规范。一方面，当代世界体系的规范结构建构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非核心国身份。虽然它们快速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量趋近核心边界，但仍被核心结构排挤、缺乏影响世界市场秩序并建构其新制度的充分话语权。另一方面，行为体能够以实践解决结构与自主性的矛盾，促成规范结构的演进。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支撑的金砖国家、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跨国平台或网络取得佳绩，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得以将自身理念上传到国际互动层面，并将其建构为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合作发展新规范。通过争取和增强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应有话语权，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G20机制中有所作为，既有助于解决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主体缺位问题，又进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G7结构坍缩所造成的领导力缺失，并从外围弱化、更新以至于最终替代G7残存的霸权规则，缓解乃至逆转唯美国独尊的世界体系轴心化趋势，将有效地促使国际秩序演进走向公正公平的发展均衡化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