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拉关系研究框架应包含历史、理论、问题领域和关系特征等几方面的内容，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则包括务实合作、政治、地缘政治、多边和全球治理、发展互鉴和文明对话等6项，而在差异性与特异性以及综合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归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不同挑战的考察。新时期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有待深入分析的课题是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以及公共外交分析中有大量关于国际事务中各种权力样态的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学者对于思想文化作用的情有独钟，以及这一现象背后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深刻影响。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合作的历史阶段后，软实力的构建将愈发显现其独特的效应，既可发挥助力其他各领域合作顺利开展的工具性作用，其本身也是文明对话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但有关软实力的探讨尚有若干未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软实力；中拉关系；文明对话；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在中拉关系研究概述的基础上再度提出软实力的问题，并通过外交政策目标、权力分析、公共外交等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因素的定位，进一步探讨软实力的意义，同时以设问方式呈现若干与软实力讨论相关的议题。 

　　一 中拉关系及其研究框架 

　　(一) 中拉关系：历史与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已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对于这一段关系历史的考察，可以运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期并作出相应的分析。例如，可以根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格局的变迁，来观察中拉关系的演变，其中最突出的参量即根据冷战时期和冷战终结之后世界政治不同的历史阶段，了解中国及拉美相关国家对外政策和双边外交、经济关系的发展。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及其伴随的战略考虑，来考察中国对拉美国家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以拉美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变化以及第三方(如美国)不同时期对中拉关系演变判断的不同来观察中拉关系，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例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拉美国家出口导向模式到20世纪中叶以后的进口替代模式，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一路走来的历史轨迹中，来探讨21世纪初期中国因素介入拉美对于该地区发展成败得失的效应，以及拉美国家如何利用和强化与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着重分析拉美国家如何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别无选择”地拥抱“华盛顿共识”，到21世纪初期由于钦羡中国成就甚至出现“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表述；以及美国在面对中国在拉存在和影响增大时所表现出的“神经过敏”或“温和节制”等不同态度。更多的研究则聚焦于中拉关系本身的历史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背后不同的驱动因素(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来综合考察中拉关系或特别强调某一因素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就中拉关系史的研究而言，由于70年间大约每十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每十年为一周期进行叙述和分析，不失为一种简洁、方便的分期方法。例如，可以大致将20世纪50年代理解为民间外交时期，60年代为官方关系的突破和曲折发展时期，70年代为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的建交高潮时期，8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政策调整后的稳步发展时期，90年代为冷战终结之后的双方相互借重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伴随中国迅速崛起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时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则在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世界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双边关系进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合作阶段。对每个十年特点的概括，有些较容易达成共识，如20世纪50年代(民间外交)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迅猛发展)，有些可能会由于论者的视角或关注点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成为中国世界认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中间地带”最初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三种性质的国家，即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不拥有殖民地的欧洲自由国家。后来，“中间地带”则分为两个部分，即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则是指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间派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交往就是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起步和不断展开的。 

　　在同一历史时期，与拉美发展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拉美“本土性”思想资源主要是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基于对本地区“欠发达”状况及其根源(国际结构)的认知，结构主义者试图通过经济结构变迁寻求出路，而依附论者则希望在政治上开辟一个新的方向(例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外关系中，与上述理论并行的政策主张就是发展中国家联合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加强南南合作等诉求。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再次成为建立更加公平国际秩序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情况也触发了对于依附理论的再思考，即全球化进程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除内部因素外，两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也是这些不同效应的重要原因，这种强调外部因素形塑作用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早期依附理论逻辑的回归。对中拉关系而言，除南南合作主旋律外，基于中国和拉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同结局，以及依此效应推论出的国际地位差异，中拉关系有时会被定格在南南、南北关系以外的第三种类型———“东南关系”(East-South)，即依东南轴线重塑国际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