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和担忧激励了理论创新。在诸多创新方式中， 理论综合是重要的一种，具体包含了理论折中和理论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理论合成的严格理论与理论折中的实用性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较多模糊地带。更多的研究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已成事实。在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之间还存在一种理论综合的方式——理论回归，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所谓“基础路径”即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而是逐渐形成超越具体学科及/或理论的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 批判。

　　关键词：理论综合；理论回归；折中主义；范式合成；基础路径

   作者简介：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引言

　　时值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百年之际，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争或主义之争的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理论争辩式微，问题和方法导向的经验研究渐强。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相关研究表现出问题领域、分析层次、研究方法、研究地域以及制度内涵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理论貌似逐渐弱化。故此，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论调常有出现，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等。这一状况呼吁和激发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例如，从地区国别经验和文化中开展理论创造（如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从跨学科中寻找理论创新的灵感（如社会演化理论），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和教训（如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借鉴），等等。这些理论创新的方法侧重于创造区别于现有理论的新理论。此外，另一类理论创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以打破现有理论分野的状况，对其进行更新和完善。理论综合的创新方法正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综合主要涉及两种方式：折中（eclecticism）与合成（synthesis），且主要发生在国际关系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并由此形成了四种类别：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比较而言，理论合成需要遵从生成新理论的严格归纳与演绎的逻辑，且需要经受实证研究检验，而理论折中是不同理论有用要素的简单排列组合，其目的是建立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框架。在一般性的严格理论和实用性的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更多的模糊地带。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由于理论合成的高要求，在大量的国际制度研究中，尝试创造新理论的研究实为少数，建立折中性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逐渐增多，而更多的研究貌似是问题导向的或去理论化的，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这一研究状况是否证实了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呢？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综合的既有研究忽略了另一种方式：理论回归（regression）。理论回归是与理论合成和折中并列的另一种理论综合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创造新理论，也不是构建分析框架，而是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这种理论综合的方式弥补了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间的空白。具体而言，国际制度研究虽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理论折中或合成），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多样化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有意或无意地向五大基础路径聚集：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理论回归和基础路径的论证，进一步完善了既有关于理论综合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批驳了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并希冀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理论已逝？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缓慢，一些学者甚至质疑和批判国际关系的“主义化”，即不同研究和理论被归为几大流派，认为其存在五大弊病（强化理论传统、鼓励极端主义、将理论传统视为实际理论、选择性挑选议题、将所选择的学术传统视为科学范式），由此论断国际关系“理论已逝”。总结而言，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的错位加剧。国际关系理论源发于对经验世界的总结与反思，并试图解释、引导和预测国家或集体的行为。经验世界是抽象理论的根本基础，抽象理论原则上应与经验世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自然科学的经验对象保持相对稳定，而社会科学的经验对象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因此，自然科学相对容易或更加可能得出在较长时间内（甚至是永久）公认的真理，而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才能更加趋近真实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现实发生了快速变化，如国际权力格局调整（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恐怖主义问题凸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等等。这些变化加剧了抽象理论与经验现实的错位，其具体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现实而建立，面对上述新变化，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非西方崛起间的错位，使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下降。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与发展，正是对这种错位的回应。在时间维度，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诞生于21世纪前，在理论构建阶段，自然没有将21世纪以来的经验变化纳入考量。这些正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衰落和亟须创新的根本原因。

　　其二是理论分野固化与话语束缚。国际关系理论几派并立与争辩的格局由来已久，且已逐渐被构建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范式。这种用范式及其争辩定义学科的逻辑有本末倒置之嫌，“‘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误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打破这种固化的理论话语模式，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如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关于“超越‘吉尔平式’”IPE的论述，国际关系学理论中较早关于“综合解释模式”的呼吁，近期关于范式间融合的论述等。这些研究致力于打破理论分野的藩篱，摆脱近百年来固化理论话语的束缚，其结果是推动了下文所述问题导向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其三是问题导向研究的兴盛与理论边界的模糊。在宏观理论式微的背景下，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问题导向的强化具体表现为问题领域、分析层次、研究地域以及制度研究内容的多样化。问题导向的国际制度研究的强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制度内涵的宽泛化与分歧，以及国际制度研究的去理论化，而这两大现象往往是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有力论据。国际制度内涵的宽泛化与分歧是指，问题导向的研究往往根据问题的需要，对国际制度进行定义，并因此导致国际制度的内涵不断拓宽。国际制度研究的去理论化是指，问题导向的研究往往不在几大传统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并因此导致其理论假设变得宽松，理论归属变得模糊。这正是戴维·莱克呼吁从大理论转向“中层理论”，并在具体问题领域和中层理论内进行小范围知识积累的理由和论据。

　　其四，科学向往与人文现实的矛盾愈发突出。随着问题导向研究的兴盛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去主义化”，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方法转向，即推崇严格方法的研究快速发展。例如，国际制度研究广泛采用了线性回归、概率回归、空间回归模型、截面分析、比例风险模型、事件史分析、博弈模型等不同方法。方法导向研究的发展挤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空间，但却又不能替代理论所应有的功能。严格的方法往往内含了特定的关系逻辑，运用这些方法就默认了这些假设前提、操作程序和关系逻辑。这些严格的假设和既定的逻辑往往试图将复杂的经验世界简化，而国际关系本体的强主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简化的逻辑在很多场景下并不适用。故此，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科学向往与国际关系本体的特性并非完美契合，这就呼吁国际关系方法、理论和视角的多元化。

　　其五，分工细化与理论普遍性的分歧。上述理论分野、问题导向和方法转向都表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工更加细化，这既表现在学科间，也表现在学科内的不同研究方向，甚至表现在同一研究方向下的不同理论倾向、方法偏好或分析视角。传统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具有很强的整体主义色彩，这种倾向被批判存在“整体主义失败”的问题——忽略了国际体系和国家内部的复杂构成，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缺乏解释力。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细化发展，使其出现“实用主义转向”。这种转向推动了国际关系基础知识和数据的积累，增加了国际关系学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但也带来了问题，尤其是被称之为“还原主义赌局” (reductionist gamble)和“归纳主义幻想”（inductivist illusion）的问题。“还原主义赌局”是指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例和特性，忽视了宏观层面的规律和共性。“归纳主义幻想”认为对真实世界的正确解释可通过微观数据和观察分析的不断累积而获得。

　　国际关系理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使得主义无用论、理论终结论、学科衰落论等批评之声渐起。然而，至少从国际制度研究的角度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有待商榷。正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呼吁和尝试更盛。一些研究积极推动理论完善或创新，具体做法包括：从地区经验和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突破理论的空间局限，如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拓宽学科边界，打破学科间藩篱，如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借古鉴今，从历史中寻求理论的新基础，突破理论的时间局限，如“清华路径”下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等；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寻求理论综合，既包括不同宏观理论间的融合，也包括特定宏观理论内的“范式合成”。在上述理论创新路径中，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回归的讨论正是从既有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的。

　　三、理论综合方式的比较与理论回归

　　国际关系宏观理论分野所带来的上述弊端为理论综合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国内外学者较早便开始呼吁理论综合。所谓“理论综合”即打破既有理论范式之间或内部的相互争论和排斥的状态，寻找其关联性和共性，并将其有机地或简单组合式地结合起来。既有理论综合主要包含两种方式，即折中与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和范式内两个维度。

　　（一）理论综合的主要方式：折中与合成

　　折中是指从不同的理论范式或研究传统中选取有利于解决特定问题的要素（包括概念、逻辑、解释机制等），将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分析框架。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关于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的论述对“折中”的理论综合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折中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其目的和最终结果不是生成理论，而是解决问题。这种有用要素组合的逻辑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学科和理论的边界很大程度上被打破。正如相关研究所述，这种实用主义的分析框架生成逻辑在本质上接近于拉里·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劳丹的“研究传统”概念更适于解释和概括理论折中，因为研究传统不仅可以并存，且时常互动和融合。而库恩的范式概念是用于解释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挑战和替代，即“范式转移”，新老范式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往往无法融合和长期并存。

　　相较于折中，合成是指将不同理论范式的相关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内部逻辑结构严密的整体。合成的目的和结果是生成新理论，遵循理论的归纳和演绎的基本逻辑。合成理论本质上更接近伊·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式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拉卡托斯认为，拥有不同“研究纲领”的科学共同体是可以并存的，且研究纲领有进步性和退化性之分。虽然依据拉卡托斯的观点，各流派会视彼此的研究纲领为退化性的，视自己的研究纲领为进步性的，这会给理论合成带来困难，但理论合成的目的可被理解为“创造新的研究纲领，在这一新研究纲领指导下预见新颖事实，并在经验层面上证实其中的一部分，以实现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此来判断研究纲领的进步性。”创造新的研究纲领（合成）比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折中）更加困难。

　　折中和合成往往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并由此组合出了四种理论综合的具体方式：范式间折中、范式间合成、范式内折中、范式内合成。范式间折中即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博采不同宏观范式的有用要素，将其简单排列组合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层面上的折中正是希尔和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要义。总体而言，相较其他几种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运用更多，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宏观范式的存在以及其对特定概念和逻辑的深入阐释，为范式间折中提供了较多成熟可用的分析要素；打破宏观范式间藩篱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折中较合成的要求和门槛更低，可操作性相对更高。范式内折中与范式间折中的最核心区别是新分析框架构成要素的选择范围被局限在特定的宏观范式之内，其试图弥合特定宏观范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分歧，或综合利用其在解决特定经验问题上的优势。

　　范式间合成试图弥合宏观范式间的差异，进而构建理论。理论（或研究纲领）较分析框架（或研究传统）有更加严格的假设和逻辑结构，以及更加一般性的经验适用性要求，因此范式间合成较范式间折中难度更大，但也不乏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成果，比如现实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成、现实制度主义、制度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尝试虽然并未全都形成新的理论，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理论构建的色彩，而不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可用要素综合。一项研究通过对几大理论范式及其分支理论的系统排列组合，列举出了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范式间合成类型，其中包括两种范式的组合和三种范式的组合。相较之下，范式内合成将新理论的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宏观范式之内，试图弥合宏观范式内部的分歧，典型的例子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成。

　　（二）理论回归：一种新的综合方式

　　范式（间/内）折中和合成的研究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的发展，但却并不是理论综合的全部内容。国际关系学中的另一大类研究并不是理论导向，也没有构建明确的折中理论分析框架。但是，这些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去理论化，而是出现了“理论回归”，即遵循或暗含了超越特定宏观范式的一般性基础理论路径。此处的“回归”有两层含义：取字面之意，指从貌似去理论化和完全问题导向的研究回到理论中去；取统计学之意，指从繁杂的相关理论中拟合出一个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共同研究路径。“回归”是与折中和合成并列的另一种理论综合路径。

　　理论回归、折中和合成的核心区别在于其综合不同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论折中是一种组合逻辑，即从不同理论中选择有用的元素，将其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用以解释特定现象或解决特定问题。这种组合往往不具有一般性，而是带有较强的问题导向。理论合成是一种融合逻辑，即将相关的若干理论或理论中的相关内容，通过特定的关系进行重构或再造，并将其融为一个新的整体。理论回归是一种拟合逻辑，即在相关理论中寻求共性最大或差异最小的分析路径，其类似于从复杂的数据中拟合共性最大（或差异最小）的曲线或直线。这三种逻辑的结果是显著不同的。理论折中意在建立针对具体问题的、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分析框架与既有理论并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理论合成旨在生成具有严格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和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或拉卡托斯式的研究纲领，这些理论或研究纲领与既有理论或研究纲领并立且往往相互竞争。理论回归形成了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和一般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即基础性理论路径（或“基础路径”）。这些基础路径是对既有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和简化，后文将详述基础路径与不同层面范式或理论的关系。图1对三种逻辑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和比较。

　　在不同综合逻辑和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三种理论综合方式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表1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就生成路径而言，理论合成既可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横向的），也可发生在特定宏观范式内部（纵向的），而理论折中也可区分为横向或纵向的，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散点式的，即从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的理论中选取有用元素。相较之下，理论回归的生成路径是自下而上，是从相关的多层次理论中拟合出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基础路径。理论合成是理论导向的，理论折中是问题导向的，而理论回归将从相关理论中拟合出的基础理论路径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兼顾了理论和问题。因此，在理论回归的拟合逻辑下，知识的积累是多形态的，既发生在理论演进层面，也发生在经验数据和案例积累层面。同时 , 理论回归及其形成的基础路径依然受到本体论及 / 或认识论偏见的束缚，即不同的基础路径倾向于特定的认识论及/或本体论。这种偏见与理论合成所形成的新理论类似，但理论范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更为严格，而基础路径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偏好是模糊的，后文关于国际制度理论基础路径的讨论将更加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从理论综合的不同理论层次而言，理论回归及其所形成的基础路径往往发生在“超范式”层面，且介于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宏观理论之间。图2描述了理论回归和基础路径在理论体系中的定位。综合考虑理论回归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层次，本文将“基础路径”定义为：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基础路径介于元理论理论化和经验性理论化之间，即在特定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之下，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的研究议程和方法；同时，其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本体理论化特征，即对共识性研究议题的关注。通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及对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基础路径的内涵和特征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首先，基础路径与“基础范式”是不同的。唐世平认为，在哲学元理论层面的11种“基础范式”及其不完全组合是社会科学不同理论流派的根本基础，而寻求11种基础范式的有机融合才能“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事实”。基础范式是对哲学元理论的梳理，而基础路径是对不同理论指导下的特定问题分析路径的梳理。就理论抽象的层级而言，基础路径是介于基础范式和具体理论之间的。但是，两者的“基础性”特征是相同的，基础范式是不同理论流派的构成基础，而基础路径是不同理论分析路径的构成基础。换言之，基础范式的拓展和组合便可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而基础路径的扩展和组合便可形成不同的分析路径。

　　其次，基础路径与宏观范式是不同的。宏观范式可视为一种研究纲领，有相对严格的假设和逻辑关系，以及比较明确的学科属性。在国际关系学中，宏观范式往往指几大主流和批判理论。基础路径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思路，没有严格的假设和逻辑关系，但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存在模糊的共识。基础路径和宏观范式间存在双向的关系。一方面，基础路径可被视为是不同学科和不同宏观范式所共享的、一般性的解答思路，是通过对相关理论相似的解答思路的拟合而获得。另一方面，基础路径往往受特定基础范式和宏观范式的指导或影响。

　　再次，基础路径与“中层理论”是不同的。“中层理论”的“中层”最早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默顿的“中层”强调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大卫·莱克推崇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是默顿式的中层理论，其不追求建立可推广和验证的假设，而寻求解释具体的问题。基础路径强调介于超学科的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学科内的具体理论间的跨学科和跨理论属性。中层理论是特定学科内的宏观理论演绎发展的结果，而基础路径是相邻若干（亚）学科中理论回归发展的结果。中层理论往往是宏观理论极端主义的延伸，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用主义逻辑，而基础路径带有明显的理论综合的色彩，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拟合逻辑。下文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对理论回归和基础路径进行进一步的经验阐述。

　　四、国际制度理论的基础路径

　　问题导向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聚集为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相关经验研究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不同的学科范式，也可能聚焦于不同的经验问题，但其解答特定问题的思路，有意或无意地归属于这些基础路径。

　　（一）权力—结构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权力—结构路径构建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其认为理性（reason）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从古典重商主义思想传统中汲取养分，从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视角解释国际制度。关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不同含义。一个层次是哲学元理论层次，即将理性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这一层次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对应，指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个层次是在国际关系宏观理论层面，该层次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相对应，指的是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此研究范式遵循物质主义本体论、实证主义认识观以及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方法论，因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纳入到这一理性主义的范畴。例如，秦亚青从本体、认识和方法三个方面将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行为主义、理性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古典主义、规范理论等，并认为理性主义主要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三个层次是在具体理论层面，这一层次的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应，强调的是人具有通过交往而构建有序社会的自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带有规范性和道德色彩。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将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归纳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

　　权力—结构基础路径下的学科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的国际关系亚学科里，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制度理论和新现实制度主义，这与政治学聚焦权力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虽然具体研究解释国际制度的视角和结论都不相同，但都将国家权力及/或国际结构视为分析的核心变量，并因此强调国家利益对于国家行为的驱动性，且具体研究在中微观层面的理论定位愈发模糊。例如，在对国际投资体制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双边投资协议在执行条款上的差异主要由资本输出国的议价能力和偏好所决定，且这些投资协议主要体现大国的权力、利益和偏好。类似分析并没有明确地运用特定的中观或微观学科理论，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其却有意或无意地透射出权力和结构的分析路径。

　　（二）理性—功能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理性—功能路径从理性行为逻辑和功能性的角度解释国际制度。理性行为逻辑一方面借鉴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即认为行为体将不断获得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国际制度研究 ,另一方面指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理性，即前文所述人“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结合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基于此，对古典现实主义关于人性的假设进行批评，并因此论证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及国际制度之于国际合作的作用。顾名思义，功能性强调国际制度的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性和必要性，其思想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组织研究和政治学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功能主义。故此，理性—功能基础路径下的学科内理论广泛涉及到了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制度研究，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为代表的经济学制度理论、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国际组织研究的功能学派、以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ven Krasner) 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体制研究、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等。

　　总体而言，理性—功能基础路径下的国际制度研究，解释了国际制度推进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福利改进的行为逻辑和运作机理。相关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摆脱特定学科内相对严格的理论约束，在更加宽泛的基础路径层面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体现出学科内和学科间理论借鉴和综合的趋势。例如 , 一项研究借鉴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制度的分析，将其批判性地运用到国际制度研究中。另一些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借鉴，但其论述逻辑却透射出上述关于国际制度的特定思考路径。

　　（三）文化—建构基础路径

　　与上述理性主义相对应，反思主义或其他非主流理论的国际制度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基欧汉早期（1988年）指出，国际制度的研究存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 两种路径，基欧汉所指的反思主义泛指挑战理性主义理论，并强调主观性和历史性的思想或理论。按照此划分，反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系列理论的抽象概括，包括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学和建构主义等。随后不久（1992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建构主义从反思主义的集体中抽离出来，并认为从广义而言，建构主义实质上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从温特的论述中可知，几大理论集团的核心争论在于代理人（或行为主体）身份和利益的外生性或内生性。围绕此核心问题，一系列非主流或批判性国际制度研究和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当前国际制度研究的基础路径，除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下的权力—结构路径和理性—功能路径，还分别在建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下，逐渐形成了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和反思—批判三大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文化—建构路径在哲学元理论层面秉承了解释主义，即将主动认知和解释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强调观念性因素之于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这一基础路径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中的“观念性转向”或“社会学转向”，具体表现为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论战，以及比较政治学中“话语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 或“观念制度主义”对其他制度主义的挑战和补充。正如秦亚青所述，此观念性转向深受社会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并借鉴了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新功能主义和交流沟通理论。随后，在“观念性转向”的旗帜下，不同概念和理论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混沌的局面。

　　文化—建构基础路径下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摆脱上述多种理论流派和思想的限制，在解决经验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回归，而非一味为特定理论寻求经验佐证或完全的问题导向。该路径下的不同研究共享特定的解释思路，即强调观念性因素在国际制度的形成、变迁和有效性等方面的决定性或主导性作用，其结果是相关学科间和理论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并出现理论综合的趋势。例如，在解释民族国家形成这一经典的政治学问题时，学者们从社会学社会互动的角度，将文化视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另一大类研究并没有特定的理论归属，而是从广义的文化—建构路径进行问题导向的分析，如从规范变迁的视角对IMF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分析。相较而言，理性—功能和文化—建构基础路径视角下的国际制度研究，依然是国际制度研究的主流。

　　（四）历史—阶级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历史—阶级基础路径可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奉行历史唯物主义，并强调国际制度的历史性及/或（国家间或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历史性即承认历史对认知和解释现实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将历史的生产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视为解释国际制度的逻辑起点。比较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属性、阶级与权力的结构性关系、历史观、个人作用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更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并因此用路径依赖解释制度变迁。英国学派并不完全信奉唯物主义，但却强调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并从大历史的角度解释国际制度。历史社会学同样追崇在历史过程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平等关系是指国家内或国家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如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对于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划分，新葛兰西主义关于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关系的论述，考克斯批判理论对霸权世界秩序的思考，后殖民主义关于现代化进程中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等。因此，从历史性及/或不平等关系的视角解释国际制度的具体理论，至少涉及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考克斯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后殖民主义、英国学派以及历史制度主义比较政治理论等。

　　上述诸多理论通常具有较为严格的理论假设与推断，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具有冲突且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社会主义的向往，具体中微观理论又有更加严格且彼此存在差异的理论框架。然而，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往往逾越或忽略了这些概括性理论界定要素和具体理论假设与推断，并因此打破理论间或学科间的界限，逐渐围绕更加宽泛的解释路径形成跨学科或跨理论的历史—阶级基础路径。例如，有学者认为，一个全球性政府（global state）的雏形正在形成，此全球性政府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制度网络体系，致力于为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服务，并以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上述问题导向的研究都没有严格的理论归属和定位，但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综合了相关理论，并从不平等关系及/或历史性的角度，对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进行分析。

　　（五）反思—批判基础路径

　　国际制度研究的反思—批判基础路径形成于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即基欧汉所指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争，其思想源泉可见于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反理性主义的思辨。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群包括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它们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假设、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且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对主流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视角也存在差异，例如：批判理论质疑传统理论关于“既定”世界秩序的假设，后现代主义一系列思想对话语和文本的关注，以及对知识的权力和规范属性的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性别层面的思考等。但是，它们都共享一个基本的研究路径——对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或强调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伦理和道德的忽视，或凸出诠释之于社会科学知识探索的不可或缺性，或反思国际关系的性别特性，或用解构、互为文本和谱系学解释国际关系等。

　　上述反思主义理论缘起并发展于对主流理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却并未形成严格的理论体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特定视角下的研究议题。这些反思主义理论的边界本就较为模糊，其涉及国际制度的研究更是逐渐超越具体中微观理论的界限，从更加微观的问题领域和更加宏观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这也是前述“理论已逝”的经验证据。但是，相关国际制度研究也并未完全丢失其理论基础，而是围绕相较具体理论更加宏观的基础路径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

　　总结而言，上述基础路径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起源，既可追溯至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前的理论思想，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又广泛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语言哲学等。这些基础路径是对国际制度相关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回归，即在多层次和多学科的国际制度理论中拟合出最大共识（或最小差异）的基础研究路径。

　　五、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对经验现实的归纳和总结，又被用于解释经验现象和问题，过去的经验现实与当前的经验现象和问题往往不同，故理论需要修正和发展，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大争辩的缘由和逻辑。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极端主义的胜利，或推崇方法论个人主义，或遵循整体主义，或强调理性主义，或提倡解释主义等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极端主义有益于构建简洁且逻辑自洽的理论，但却未必能够令人信服或客观地解释复杂的经验事件，故此，理论争辩存在必然性和重要性，理论综合产生了必要性。作为理论综合的另一种方式，理论回归及其生成的基础路径并未去除理论极端主义色彩，而是试图在宏观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交集的具体理论间，寻求可被进一步简化和拟合的解释路径，这些解释路径摆脱了具体理论假设的约束，但又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共识，并因此在极端主义和实用主义间寻找折中和平衡。戴维·莱克等学者也强调综合和折中，如试图通过综合纳入利益、互动和制度等因素解释世界政治，但莱克式的“中层理论”强调从宏观转向中微观，从理论传统转向实际理论，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演绎逻辑，但又忽略了宏观之于中微观，理论传统之于实际理论的关联性和指导性。因此，具体问题领域内的知识积累和进步如何上升为整体学科的知识积累和进步，便成为问题。不同于莱克式的“中层理论”，本文的基础路径则强调从中微观到更宏观，从貌似千差万别的具体研究到较高共识性的抽象路径，体现出较强的回归逻辑。中层理论的演绎逻辑和基础路径的回归逻辑相结合，完善了国际关系知识积累和学科进步的逻辑链，更有益于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