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先秦时期的国家与国家观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天下观念，也随着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形成与发展。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天下秩序与国家观念也渐成体系。进入战国，各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为富国强兵而积极改革，对外则跃跃欲试，试图承担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天下观、国家观也有发展。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意识中，虽然逐步出现了“中国”与“天下”、“华夏”与“夷狄”这样相对的概念，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安全”概念仍有明显差别。尽管如此，自从出现了国家，与现代内涵接近的国家安全思想就应该已经出现。

　　二、先秦时期的政治安全思想

　　（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夏商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部族方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围绕王位进行的激烈纷争，使得社会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形成了忧患意识。夏代初期，太康的五个弟弟对其沉溺于酒色游乐非常担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呜呼易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已经表达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之情。到夏桀的时候“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且“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大臣关龙逢对此忧心忡忡，并以死强谏，显然已经预感到大厦之将倾。这些言论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便是在国内外局势稳定的情况下，也要注意预防祸患的发生。

　　（二）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在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看来，夏朝和商朝统治者本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而周人最终却能取而代之，可见“天命靡常”，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是高枕无忧、传之万世的，要想永葆国祚，必须要敬奉天命。王朝领导者必须做到“保民”，奉行“明德慎罚”，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尚书·康诰》中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时期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就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制度上的体现。

　　（三）正名奉法，殊途同归

　　国家安全，必然以政治稳定为基石。先秦诸子面对“天下无道”的局面，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看起来差别很多，实则“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孔子提出“正名”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是所谓“克己复礼”，这样社会才能恢复秩序，国家才能安全稳定。墨子提倡推行贤人政治实现国家治理。他还提出“尚同”主张，认为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制度中存在等级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思想与行为规范不统一。先秦法家强调法治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性。管子认为，国家统治者必须做到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如果对上面所述诸家的观点仔细考察，不难看出其中的相通之处。

　　（四）以内驭外，召远修近

　　尽管先秦时期的世界各国基本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各自发展，但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与天下体系使得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各地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均具有邦交乃至今天所谓外交的性质，围绕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现的思想也就初步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深刻认识到，要在对外关系中保证国家安全，首先需要自身具备强大的实力，也离不开国内政治的稳定和谐。管子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 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

　　三、先秦时期的经济安全思想

　　（一）富民利民，恒产安国

　　要保证国家安全，实力强大是一个重要前提。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管子也强调富民的重要性：“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业生产不仅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治国、用兵和安民的物质基础。《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言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其可见农业生产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重要。管子提醒统治者不要随心所欲地滥用民力，因为“地之升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

　　（二）重农抑商，务本利国

　　中国历来就以农业立国，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夏商周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经验的丰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水平也不断进步。在此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于是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也树立了以农为本的重要思想。据《周礼·天官》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当时来看，重农思想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限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三）开源节流，裕民足国

　　孔子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思想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成为中国历代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老子的“无为”思想中也蕴涵着经济因素。老子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节制私欲，就能控制对内争权夺利、对外攻伐侵略的欲望，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有保障，人民生活自然会逐步富裕起来，也就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影响社会安定。老子还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四、先秦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

　　（一）重视国防，强化军备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管子也说：“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各国也必须重视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墨子虽然倡导“非攻”，但并没有将国家的军事安全寄希望于他国的“仁义”，而是主张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墨子强调，国家的安全和防御是一个长远的全局性的国策问题，和平年代需要在粮食、武器装备、城防、防御计划等各方面做好准备。

　　著名军事家孙子特别重视军事、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也就是说，国家只有处理好国内事务，保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才能保证军事实力的强大，保障国家安全，这才是“善用兵”的表现。

　　（二）用兵有道，谋略制胜

　　孙子指出，最好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外交手段，再次才是通过战场交战，最差的选择是攻城。如果双方必须通过交战解决问题，那么用兵的战略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孙子认为，用兵之道首先应该注意选拔合适的将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领的素质决定着民众命运与国家安危。孙子认为，要取得战争主动权，就要重视对敌我军情的掌握，做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三）文武结合，法纪强军

　　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较小，兵员以贵族子弟为主，军队建设与战斗力之间的矛盾不太明显。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兵员扩大到编户齐民，战争规模也迅速扩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就成为各国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也对此有一些思考，并付诸实践。

　　赏罚分明、纪律严明，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严明军纪只是孙子军事安全思想的一个侧面。孙子还指出，管理士兵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国家军事安全思想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一方面强调内功，即增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战略战术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保障国家安全利益。这个时期的军事安全思想，以《孙子兵法》所论最具价值。

　　五、先秦时期的社会安全思想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以民为本是中国早已形成的治国安民之道，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也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经典的论述。《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是其中形成最早、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论断之一，民众与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基础地位、对国家安全与王朝兴衰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管子》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二）敦行教化，家国和谐

　　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重视社会教化，促进社会和谐。《论语·为政》援引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使国家安定，就要加强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教化，使百姓有知耻之心，并自觉遵守国家法度。

　　（三）储粮备荒，稳定社会

　　周代统治者把荒政列为国家的大政之一，通过设置救灾管理机构、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做好灾前准备和抗灾救济等措施保证粮食正常供应。《管子》把粮食生产和储备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主张把多余的粮食“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

　　六、先秦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天人合一，敬天重民

　　“天”与“民”是先秦政治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礼记·表记》载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种表述非常精辟地指出了夏商西周时期在国家层面上对“天”与“民”认识的发展路向，而随着天命观的逐步淡化与重民思想的日渐浓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逐步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二）内外兼备，家国并重

　　如前文所述，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诸方面，既体现了对影响国内安全各因素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影响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各地诸侯之间等“国际”安全领域各因素的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相对独立国家的特点，与当今所谓国家安全观存在明显的不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出现列国争霸和七雄并起的局面，但列国追求的目标均是天下大治；而诸子百家虽然学术观点有分歧，但殊途同归，主题均是以天下一统为终极归宿的政治理想，因此，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超越学派和列国界限的一以贯之之道。

　　（三）以德为尊，以和为贵

　　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更是直接宣称，天命要转移给有德之人，这在《尚书》中多次出现。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德治思想已经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国语》中多次提到“六德”，仁、义、亲、礼、善、信、智、勇等无所不包，而在当时王室衰微、列国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以德为尊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

　　（四）战争如疾，谋略至上

　　在先秦时期，从传说中的炎黄与蚩尤之战，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谋略，尤以《孙子兵法》最为典型，这一点在上文已经约略提及。国家就如人的身体，保护身体健康要以消除隐藏的病根为主，而不是等病症发作的时候再来治疗，为政者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安定社会、避免矛盾的发生。这种深刻的认识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真知灼见，是先秦时期国家安全与战争关系思想中最宝贵的遗产。

　　七、结语

　　先秦时期没有形成非常完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学说或理论体系，但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原王朝与各地方国、国家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体现的思想，也已经具有国家安全思想的性质。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