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新型大国身份应对多元多层多边的全球变化

　　目前，中国崛起的步伐加速，国际上一方面赞扬、乐见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威胁论”，美国政府领导了这波遏制中国的浪潮。美国政府自2017年底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和《核态势评估报告》都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挑起了贸易冲突，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规范。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比以往更凶猛、深入和广泛。

　　澳大利亚2017年12月通过法案，宣称要保护政治生活不受中国政府干预。虽然支持“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形形色色，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都与国际权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有关。这一理论由美国奥根尼斯基提出，他认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主导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大国的地位。西方国家以过去权力转移的经验来揣度中国，恰如刻舟求剑，脱离现实。这一轮权力转移已出现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趋势一，这是自近代以来权力首次从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但新兴国家群体并非完全替代西方国家，而是共存共生。

　　趋势二，国际格局不是从“一超独霸”转向多极化，而是转向多元多边多层的复杂格局。只重视大国的多极化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趋势三，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将主要回应国内和国际对于公平的要求，其进程将是各国合力作用的结果。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国内和国际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要难题，促进公平发展是决定这一轮权力转移的关键。

　　二、深度融入地区以应对世界的变化

　　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是忽视地区的作用。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方面，而且还建立在其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影响上。从理论和实践上观察，目前地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巴里·布赞指出，美国和西方对全球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将走向终结。虽然它们的力量仍很强，但相对渐趋衰落。

　　美国的单极时代何时或怎样才能终结，取决于重要地区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从苏联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历史经验看，它从欧洲和东亚撤军是关键步骤。如果美军不再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重要侧翼——欧洲和东亚，则标志着单极化的结束。目前，美国不但没有自愿让出地区主导权的意向，反而试图加强对于欧洲和东亚的控制。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权力转移的防范也反映在地区方面，包括其提出了“印太”战略。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或“四重奏”应成为该地区“网状安全架构”的核心。四国确定了七大优先合作领域：亚洲规则秩序、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联通性、海上安全、朝鲜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

　　中国所处的地区面临美国和西方力量相对衰落的变化，正处于重构过程之中。中国崛起与地区巨变时空重叠，相辅相成，两者之间既有互相依托、水涨船高的正面关系，又有被地区国家猜疑担心、进行制约的负面关系。从权力转移角度看，目前中国所在的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这是新兴国家最为密集的地区，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地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各自的影响力都在提高。如果仅把目光集中于大国，显然不能认识地区的全貌，事实上，地区内有相当的国家，或者由于面积不大，或者由于人口不多，被称为中小国家，但其实力和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第二，地区各国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合作机制层出不穷，呈现多元竞争、开放包容、软性约束减弱的特点。尽管没有如欧盟那样制度化的组织，但亚洲内部人、财、物的流动比率持续上升。亚洲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都在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与整合模式也在自行调整。各国的多样性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有的提供资本和技术，有的提供市场和劳动力，有的提供能源和资源，分工协作开辟共同繁荣的道路。

　　第三，地区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安全机制，对于保障地区和平稳定相当重要。地区国家不愿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更重视复合安全及平衡安全。地区各国对于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担忧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相关。

　　第四，美国在地区建立了美日、美韩、美澳等军事同盟及广泛的军事合作关系，形成了美国主导的“轴心—轮辐”关系。特朗普执政后为了防范制约中国崛起，美国又鼓励其盟友之间也建立联系，使其结成网状，欲使之成为“亚洲权力转移的新特点与中国外交的提升方向小北约”。当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开始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并把中国当作主要的对手和威胁时，地区国家并不完全赞同和追随，而是发出了不同声音。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安全不仅指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域，而且也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即复合安全。这五个领域必须作为整体来考虑，但每个领域仅是整体的一个维度。目前人们不仅关注传统军事和政治领域内安全的紧张状况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上升，而且正在考虑已经浮现出来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与矛盾。

　　中国应当更深地融入地区，更加重视与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并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为构建地区秩序提供思想和物质的公共产品，这有利于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首先，继续摒弃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传统思维。地区国家希望中国承担责任，发挥作用，但不支持任何一国来主导一切。其次，多样化的地区合作组织给予中国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使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施展空间。再次，中国应当与地区国家加强复合安全互信的建设，建立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制度和秩序，保障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在构建地区秩序时，不仅要考虑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原则，也应当兼顾地区的实际状况和实践经验，才能更有可行性。

　　三、增强国际认同以应对新意识形态之争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中国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当然这也使西方某些人十分惊讶。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先消除认识误区，然后才能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中预测未来的主要矛盾，进而提出中国的战略思想。

　　第一，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论”是伪命题。首先，与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完全敌对不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是在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形成的。世界各国价值观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仍有许多基本的共同之处，如热爱和平、珍视生命、要求公平等。现代国家制度尽管形态各异，但仍然具备共同的基本功能，如市场经济、科层制、教育体系、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中国一直大力提倡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学习吸收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也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价值观如爱国、文明、和谐、友善等，这些最适宜指导中国人的言行。其次，中国支持国际交流和相互学习，但决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始终维护多边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中国的成功经验确实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中国始终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应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实践证明，中国既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既是维护者，也是改革者；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再次，美国强行向世界推广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相当多的弊端，其以武力改变他国政体，让许多国家陷入痛苦境地。任何制度、思想和价值观，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没有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使西方国家难以认识自身的弊端与不足，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改革动力与勇气。最后，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在破坏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优势，显示出更大的利己性和虚伪性。特朗普执政后，更基于“美国优先”理念滥用权力。美国从多边主义退缩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破坏其倡导的国际制度，反映出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丧失了自信。

　　第二，未来意识形态之争的焦点是国际和平、发展、合作与四个“主义”的斗争。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世界上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争并非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而是国际和平发展合作与狭隘民族主义、激进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争。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十分激烈，将来会愈演愈烈。

　　上述四个“主义”对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合作都将形成威胁和造成破坏，各国应联手应对，如果仍以传统思维看待意识形态之争，则会误入歧途，失去方向。

　　第三，意识形态之争反映了国际认同的危机，中国外交应为促进国际认同作出贡献。究竟是赞同西方某些人主张的传统意识形态论，还是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各国合作应对上述四种偏狭的主义，当前国际认同的危机已愈演愈烈，今后会更加严重。

　　第四，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果各国都能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挖掘、提炼人类一家、命运与共、共享未来的思想，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广为传播，定能动员绝大多数人战胜狭隘民族主义、激进民粹主义、各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侵袭。

　　今后中国外交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要任务是倡导前瞻的观点，增强国际认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在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中也首当其冲。首先，中国要警惕西方的话语陷阱。其次，更重要的是，传统“意识形态斗争论”掩盖了人类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威胁，不能预见和指导未来，甚至会导致误判和失败。因此，中国应当以超前的思想预见未来，并且与世界各国分享思想成果。最后，中国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自然应当包含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创新。创新绝非异想天开，必定是对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包容、吸纳、继承和发扬，是各国人民在平等对话讨论中共同形成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和谐圆融，全体大用，今后应继续发扬光大，为促进国际认同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