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习近平主席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中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之一，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得到凸显，并因国际环境中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而面临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在新形势下实现多边合作的深化创新，有必要认识那些与合作成效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并以其为切入点深入有效地推动多边国际合作。

多边国际合作的代表性类型

　　鉴于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学界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并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阐释。[1] 相对于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具有参与主体数量多、合作范围广、方式多样等特点，这也直接导致其合作效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联盟这一特殊合作形式在内的多边国际合作进行多维度、整体性的类型分析，有助于多边合作的发展深化。

　　第一，以动机和目标指向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基于身份价值的合作和基于共同威胁的合作。基于身份价值的合作一般以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但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不同于意识形态，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相似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合作就是典型的以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性为前提的多边合作，七国集团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经济协调、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这些多边合作尽管也围绕特定领域和议题展开，但共同的价值观念是其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基于共同威胁的合作则特指那些为应对特定威胁挑战，包括为与特定合作（如联盟）进行对抗而开展的针对性的多边合作。属于此种类型的合作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同盟国以联盟形式进行的多边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轴心国家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所各自进行的多边合作等。

　　第二，以制度性依据为标准，可以分为制度型合作和非制度型合作。制度型多边合作以相对健全的合作机制为基础，在成员准入、权利义务、机构设置、章程制定、运行方式等方面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联合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多属于这种类型，欧盟、东盟等区域一体化合作也是典型的制度性合作。以欧盟为例，其在成员国准入方面设置了非常严格的门槛条件，如欧盟理事会于1993年确立的针对中东欧国家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从政治、经济和能力义务等方面对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提出了明确要求。非制度型合作则相对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20世纪60年代由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就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组织，该组织不设总部和常设机构，而是以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为引领，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协调、争取建立公平公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合作平台。

　　第三，根据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合作。垂直型多边合作中存在明显的权力等级，其权力结构既可以是显性的、严格的强制性等级制，也可以是隐性的、相对松散的权威性等级制，核心特征是部分行为体在多边框架之中处于领导或主导地位，从而在利益分配和政策制定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并对多边合作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帝国时期所建立的莱茵同盟是强制性等级制多边合作，是在法国主导下，包括了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十六个小邦国在内的攻守同盟，其实质是在拿破仑法国保护下的联合。权威性等级制多边合作的特点是有行为体在多边合作内部具有地位、力量和声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对其他合作方产生说服、威慑和引领性影响，导致其他合作方和多边组织都会基于一定程度的自愿或因不愿承担相应的消极后果而追随主导方的主张决策，这一合作类型的代表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美国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该组织在价值取向、目标定位、任务职责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受到美国的直接影响。水平型多边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合作主体权力地位和运行机制的平等性，这一类型的合作更多是以参与方平等协商、凝聚共识的方式开展合作，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国际合作框架多采用这一合作方式。

　　第四，根据意识形态属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型合作和利益导向型合作。意识形态类型的多边国际合作将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合作前提和保持合作的主要凝聚力，并以保证捍卫这一共同意识形态、赢得与其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作为合作的首要目标。恩格斯曾深刻揭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欧洲局势：“1815年拿破仑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贵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甚至像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2] 在此背景下，俄普奥三国君主于1815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并宣布成立神圣同盟，宣称根据基督教教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观结成“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并藉此加强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维护欧洲封建统治和压制民主革命运动为主要目标。利益导向型合作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谋求通过特定多边合作来维护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以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区域和全球性经济合作在成员构成和目标导向上都超越了纯粹的意识形态标准，属于利益导向型合作范畴。但需要注意的是，多数的多边国际合作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合作或利益导向合作，而是兼具意识形态和利益导向的特征，合作中的成员方既要承担意识形态义务，也要承担实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义务。

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因素解读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多边国际合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在动机、形式、领域、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一些共性因素会对所有的多边国际合作都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最终决定合作的效果。

　　从内部因素看，成员国的合作意愿和选择偏好、多边国际合作能否提供足够“产出”、合作内部是否出现明显的力量对比变化等因素会对多边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影响。不同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都有明显偏好，这在多个合作机制出现重叠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中东欧国家为例，冷战结束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围绕加入欧盟和北约两大多边组织来展开。入盟和扩约的目标实现后，上述两个合作平台就成为中东欧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优先考量。在亚洲区域合作议题上，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合作意愿也都会受到其与美国之间盟友关系的影响。

　　决定多边国际合作效能的关键因素是合作本身是否能够提供满足参与方期待的“产出”即足够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国际行为体而言，能否通过参与特定合作获得收益——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地缘战略、国际道义等多维度的收益，是其是否愿意参与多边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多边合作能否存续的根本原因。此外，多边合作参与方之间是否出现明显的力量对比变化也会对合作机制结构产生直接影响，二战后欧洲国家和日本完成战后重建并在与美国关系中寻求更大独立性的努力直接推动了美日欧合作形态的发展变化。

　　从外部因素看，合作是否具有主导性、退出原有合作和寻求新合作的成本大小、外部推动力量是否持续存在等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效能。鉴于一体化合作在特定区域内的主导性优势，行为体多将加入和推进区域合作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平台。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也因其在特定领域的广泛影响力而对合作成员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也意味着对成员方来说退出上述合作、寻求新的合作平台的成本是高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的，这是多边合作保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当多边合作失去不可替代性，其成员参与和维持多边合作的意愿就会降低，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就是源于法国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的不满，并希望藉此强化法国和欧洲的防务独立。对部分多边合作来说，共同的外部威胁是合作得以实现和维系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外部威胁减弱或消失时，合作的动力也会随之减弱。美苏在二战中的战时合作是在法西斯主义这一共同威胁推动下得以形成的，战后美苏结束蜜月期并进入冷战状态，也与共同威胁的消失直接相关。

深化多边合作的路径分析

　　首先，深化多边国际合作最根本的路径在于增强现有合作机制的现实凝聚力，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来强化成员方的合作意愿。成员方通过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推动合作深化的关键助力。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一般直接表现为国家合作意愿的高低，而共同利益的多少对国家合作意愿的强弱有重要影响。[3]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该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全世界，是“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4]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5]上述成果使得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行为体不断增加，合作的形式和深度也不断拓展。

　　其次，推动多边合作机制规则的深化创新，为深化多边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多边合作的机制规则只有公平公正地体现其成员构成和意愿诉求才能推动合作不断深化、才能实现成员间的互利共赢。二战结束初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有显著优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由其主导建立的，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推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态势变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1991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分别为63%和37%，这一数据在2018年则为41%和59%。这有力推进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权得到显著提升，也为多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再次，观念的深化创新同样是推动合作的重要助力。“合作的实现是建立在观念一致性的基础之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身份的认同（共有知识）对于合作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利益的一致性认识以及身份的一致性认识”就成为合作的重要条件。[6]只有引导各方形成深化合作的广泛共识，尤其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观念共识，才能超越历史文化传统、国情制度、发展水平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提出的引领各方深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是倡导国际社会携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观念共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中，只有树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才能形成有效抗击疫情的国际合力。

　　最后，加强不同多边合作机制平台之间的协调对接，有效避免多边机制之间的排他性竞争。鉴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涌现，国际行为体均参与多个多边合作，如东南亚国家既是东盟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和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的参与方，同时与中日韩三国组成“10+3”合作机制，还参与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处理好多个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合作效能具有重要影响。要实现不同合作机制的良性互动，就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共识、建立起更广泛的沟通对话渠道，避免战略误解误判和不必要的担忧防范。[7]“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一直高度重视与其他合作机制之间的有效对接：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形成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政策合力；在区域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亚经济联盟、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和合作倡议有效对接，助力互联互通、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为多边合作机制平台的整合对接提供了有效参照。

　　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以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为着力点的新型多边国际合作理念，这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也为深化国际多边合作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注释：

　　[1] 黄真：《国际合作的类型学：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0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

　　[3] 肖晞、宋国新：《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一带一路”建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60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90页。

　　[5] The World Bank,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June 18,2019,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6] 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9页。

　　[7] 张涛、刘海燕：《财经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创造国际合作新模式》，新华网，2019年4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5/c_1124413565.htm.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