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稿 21世纪被誉为网络时代。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所著新书《广场和高塔》中分析了网络的角色。从大脑结构到食物链,从等级制到社会网络,有自上而下的,也有平面发散的,尼尔·弗格森认为网络一直伴随着人类。网络可能是权力和变革的真正来源和驱动力,不断变动的网络可能改变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

　　在撰写基辛格传记的时候,尼尔·弗格森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假设:除了个人智慧和意愿,这位前国务卿的成功是否基于一张兼收并蓄的人际网?这张网不仅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人物,还有那些外国元首、大使和媒体等。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分析了推动基辛格走向成功的那张网。现将部分内容编译如下:

　　打造人际网非一日之功

　　无论你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都是不可思议的。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儿时从纳粹德国逃至美国。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他确定了自己的未来职业方向——成为历史、哲学和地缘政治学者。冷战期间,他是众多进入美国政府的哈佛学者之一。

　　1968年12月,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不久便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令许多人(包括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为基辛格曾与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质疑,“基辛格是个教授,你可以让教授做研究,但你不该让他们负责管事。”

　　许多人认为基辛格的成功得益于他和尼克松的微妙关系,或是他的学术经历,或是官僚内斗,但这一想法可能忽略了基辛格最重要的行为特征:当他的同僚们受到官僚等级制掣肘时,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投入很大精力建立一张四通八达的人际网,不仅包括媒体,还有外国政府提供关键信息的“返回渠道”。

　　在构建人际网方面,基辛格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在受到尼克松任命前,基辛格就在长期历练这项才能。因此,尼尔·弗格森认为,基辛格能成为令人敬畏的人物,除了学术知识和对政治权力的敏锐解读,还离不开他构建人际网方面的独特才能。

　　同时,基辛格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世界格局正从两个超级力量的斗争转向相互依存和“多极化”的新时代。正如《时代》所说,基辛格是那个“在正确的时间和地方出现的正确的人。”

　　中美接触构想获“外人指点”

　　尼尔·弗格森写道,与一位社会主义阵营官员偶然相遇——预示着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的最大成就:开启中美外交关系。

　　斯大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人遇到美国人时,他们不得不保持警惕。但帕格沃什会议是一个例外。

　　1966年,在波兰索波特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上,基辛格对苏联抨击中国的言论感到震惊。苏联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亚诺夫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时这样告诉基辛格:在苏联看来,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和苏联在防止中国扩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通过帕格沃什会议,基辛格受邀从波兰到布拉格,他在那里遇到了安东宁·什奈达雷克——捷克在德国的前情报头目,后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

　　在与什奈达雷克的历次碰面中,给予基辛格最大启示的一次是1967年1月的布拉格之会。当时,基辛格回到布拉格,与什奈达雷克的一番交谈让基辛格想到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什奈达雷克是否认为中美正在进行接触。

　　从这个捷克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中美和解,苏联在欧洲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加。由于害怕被孤立,苏联会间接打压东欧国家,遏制后者发展(担心东欧国家发展经济后会减少对苏联的依赖)。这是令人担忧的景象。然而,让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捷克人对所谓“中美接触”的恐惧竟然如此“真实、深刻”。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构想了1972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那场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看来,不是美国人最先想到,而是苏联阵营的战略思想家,他们预见了中苏分裂后的新世界,在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4年多前,他们就预见到了。

　　交往圈子之大远超总统

　　基于回忆录材料,尼尔·弗格森描绘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人际网、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人际定向网络。这些网络让人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基辛格是尼克松和福特时代的重要人物。对尼克松来说,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亚于他的妻子,基辛格也是两届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的网络”和“基辛格的网络”不同。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宫围墙之内。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最常提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尔、幕僚长霍尔德曼、内政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和未来总统老布什和基辛格的助理亚历山大·黑格。

　　相比之下,基辛格经常提及的40人中只有16位是美国人。他曾多次提及外国政府人物,提及最多的是苏联人,包括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其次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个人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宁,只有一位外国领导人:南越总统阮文绍。

　　当然,有人会说和外国人打交道是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本职工作,但很难相信前几任顾问和国务卿也像基辛格这样经常远行和谈判。

　　参政期间,基辛格登上《时代》封面的次数不少于15次,他被形容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基辛格的影响力和声誉不仅得益于智慧和勤奋,还有他与生俱来的沟通力,穿梭外交是其中一部分。正如《时代》所言,基辛格“有一种微妙的等级观念”,当然还有他的人际网。他的一位朋友说:“很多门都是为他敞开的”。

　　离任后仍在构筑跨界网络

　　等级制弱化和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强化带来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观点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毕竟,这是与苏联进行更频繁对话的核心理由,也是与中国进行沟通的开始。

　　同时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缓和”,他更喜欢说“相互依赖”。不过,生活在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既有好处,也有代价。正如过世的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著作《两个时代之间》中所指出的,由“科技时代”创造的新“全球城”是“一个紧张、不安、碎片化的相互依赖关系网络”。

　　即便是1977年离开政府,基辛格的权力仍然建立在一张跨越边界的网络之上,并在咨询公司基辛格协会中将其制度化。未来,无论多么有才华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恐怕都很难取得像基辛格那样的成就。

　　(见习记者　陆依斐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