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叶凋湘燕雨，枝拆海鹏风。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

　　——《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诗词集第31篇

　　评赏

　　公元851年，秋风瑟瑟，冬意渐渐，诗人李商隐来到成都。爱妻亡故、人生飘零、壮志难酬……带着这些伤痛，李商隐从梓州到成都，游览了武侯祠，并赋诗一首《武侯庙古柏》。1958年，该诗被毛泽东圈选入《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是李商隐的代表作。

　　8月11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商隐研究专家丁淑梅对这首诗和李商隐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她的眼中，李商隐，不是那个只能写“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爱情圣手；而《武侯庙古柏》，写柏也不写柏。

    □记者 肖姗姗

　　看似写柏实则喻人

　　丁淑梅说，关于武侯祠的柏树，人们熟知的是杜甫《蜀相》中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但在诗史上，李商隐的这首《武侯庙古柏》并不逊色，甚至与杜诗相得益彰。“一个写春日的古柏，一个写冬天的古柏，一个描绘其郁郁森森，一个形容其势如龙蛇。两诗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武侯祠黛色参天，幽雅灵动。”丁淑梅告诉记者，李商隐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武侯祠。“据说他当时高唱音调悲切凄苦的《梁父吟》，赋下了《武侯庙古柏》。”那时，李商隐不仅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而备受排挤，还有亡妻之痛。“好在，他来到了四川。与杜甫一样，蜀地四年也是李商隐难得的一段平稳安宁的生活。”丁淑梅说。

　　在《武侯庙古柏》中，李商隐开门见山点出了自己所拜访的遗迹——蜀相阶前柏，并用“龙蛇捧閟宫”来形容它。把屈曲的树干形容成“龙蛇”，李商隐赋予了这些柏树灵动的气息，这也说明他之前对四川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丁淑梅说：“閟宫，古称神庙閟宫。此处代指武侯祠，李商隐是说蜀地百姓已将诸葛亮奉为护佑生民的神灵。”而从接下来的那句“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可以看出，李商隐此行确实是做足了旅行的“攻略”，连树阴一直伸展到昔日锦江奔流的方向，他都有数。在他眼中，古柏的枝干仿若诸葛亮忠于刘备，茂盛地伸向惠陵。李商隐由此也浮想联翩——第三句“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说的是东汉开国名将冯异每逢论功行赏之际，都坐于大树下，对名利毫不关心，而周朝召公辅佐武王施仁政，甘棠树下听讼断案，持正不阿。这些都是李商隐在赞颂诸葛亮集这些贤臣良将的高贵品行于一身。而从第四句到第六句，李商隐将思绪发散开去——无论写景还是写情，无论写实还是假想，李商隐的心中，全是诸葛亮。丁淑梅感叹：“李商隐是在写古柏，但更是在写诸葛亮。整首诗缅怀诸葛亮治蜀功绩与经纶远略，颂扬其忠于先主，劳苦功高。”

　　引经据典博古通今

　　对一般读者而言，《武侯庙古柏》较《蜀相》更为艰深。丁淑梅笑言：“这其实是李商隐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他大量地引经据典，想象瑰奇。要读懂，就得了解他引用了哪些典故。”

　　据丁淑梅讲解，全诗从第一句开始，就引用典故。閟宫，出自《诗经》的《鲁颂·閟宫》，此诗以鲁僖公作閟宫颂其文治武功，李商隐将武侯庙说为閟宫，显然是在称赞诸葛亮；“大树”和“甘棠”句中，也都是借典籍中的圣贤，来表达对诸葛亮的怀念。“第四句提到的‘湘燕’，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地理著作《湘州记》中描绘的‘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则飞舞如燕，止则为石’；‘海鹏’的意象则来源于《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丁淑梅说，李商隐一写石燕遇到风雨勇敢飞舞，风雨停歇后，复归为石，二写古柏经历了气势如同大鹏展翅扶摇而上般惊天动地的风浪，枝干断裂，如此引用，其实是诗人为了哀叹诸葛亮功业未成，而身先死。丁淑梅说：“全诗的最后两句，‘金刀’，出自《汉书·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刘’的繁体‘劉’可拆解为卯、金、刀，这里暗指刘姓天下。‘出师表’，是诸葛亮伐魏时，临行上表。至于‘昭融’，意为光大发扬，语出《诗经·大雅·既醉》。”在短短的六句中，一次性引用这么多典故，说明什么？“李商隐勤学好阅，博古通今，不愧为‘晚唐巨擘’。”丁淑梅赞叹道。

　　情爱之外尤擅咏史

　　丁淑梅说：“李商隐在《武侯庙古柏》中，言在柏，而意在人。古柏的高大坚强正是诗人敬仰的诸葛亮的品格，但他也借古柏的断枝，为诸葛亮志业不成而痛惜。”反反复复颂扬古人，其实也是李商隐在借题哀叹自己的怀才不遇。丁淑梅坦言，这样的诗，咏史述志，立意高远。“其实，除了杜甫，李商隐也是相当关切世事的。”但在大众心目中，李商隐明明是个写卿卿我我、情情爱爱的浪漫诗人啊。“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句子，好些人都能脱口而出。丁淑梅直言：“李商隐是晚唐唯美主义诗人，这没错。不过，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其实颇有价值。”

　　丁淑梅告诉记者，除了《武侯庙古柏》，李商隐所写的另一首吟咏诸葛亮的《筹笔驿》，也是相当经典的。“‘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同样的怀古伤今，不仅感叹诸葛亮怀旷世奇才却难成功业，也仍然在为自己的境遇感到悲伤。在他的咏史诗中，经常从宏大的历史浩海，发掘出细节，擅长叙事，精于用典，对比、比兴等手法用得相当纯熟，恰到好处。”说到这里，丁淑梅特别强调了李商隐所运用的比兴手法——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丁淑梅说，李商隐开辟了新境界，他将比兴手法创造性地运用，是形成其诗思新奇的主要原因，也让他的七言绝句，堪称翘楚。清代诗评家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这样点赞李商隐：“魏晋之降，多工赋体，义山（李商隐字义山）犹存比兴。”而李商隐在诗歌上的造诣，早在古代就已有定论。清代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写道：“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丁淑梅感叹：“所以，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32首入选，数量仅次于杜甫的38首，居第二位。而李白只有27首，可见，李商隐在唐诗中的地位，的确是达到了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言，‘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