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两地不仅山水相依、文脉相连，在长达千年的漫长移民迁徙史上，两地人民也血脉相通、同根同源。明末清初时期，数以百万计的湖广移民历经艰险，溯江而上到达重庆，沿成渝古驿道扩散到四川。他们不仅带来丰富的农作物、农耕技术、文化民俗，还扎根这片土地务农兴商、教书育人，抒写了可歌可泣的移民赞歌。

　　重走成渝古驿道，我们重新探寻那些移民史上至今留存的遗迹，聆听巴山蜀水间动人的迁徙故事，感受和触摸川人坚毅包容的性情品格。

　　□记者 郭静雯

　　8成川人祖先来自湖广地区

　　四川历来就是移民聚居地。四川社科院历史组副研究员苏东来梳理史料，认为从秦汉到现代，四川历史上共发生过6次大移民，分别在秦灭六国之后、西晋末期、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北宋末期的“靖康之乱”，以及明末清初和上世纪5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其中，前4次移民大都来自北方，明末清初的移民大多来自湖广地区。在四川历史上，著名的卓文君家族、司马相如、苏轼等人的祖先都是移民入川。

　　与成渝古驿道密切相关的大移民发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著名学者陈世松所说的“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元末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平定四川后，曾有大量江淮地区的人来到四川。经过200多年，到了清初，张献忠进川又导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四川人口从300多万锐减到60万。康熙及以后的3位皇帝下令，开启明末清初第二次湖广移民入川。这两次移民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客家人。

　　客家人大举迁川发生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几朝。原籍湖南的客家人唐氏，在定居安岳县后编修的《唐氏族谱》中，保存了一件“圣祖仁皇帝招民填川御诏”。有专家据此推断，这是一次属于和平时期由朝廷批准的移民行动。

　　据《简阳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历经连年战乱，境内人口再度锐减，几成荒野。清顺治末年，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两湖、两广及江西、福建、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口相继迁徙入川。《董氏族谱》载，“康熙五十三年，董明学、董明祥、董明右三兄弟，又湖广省宝庆府邵阳隆回七都迁至龙泉驿鹿溪河宝狮口老屋后地上住居。”同时迁移入境的还有谢、张、李、万……

　　在洛带古镇，建有一座客家博物馆，长达千年的客家人的移民史在这里得以清晰呈现。据统计，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赣州等12个县、福建龙岩等14个县、广东梅县等12个县。其中，最远的梅县距离成都有5853公里。

　　漫长的5000多公里，他们是如何从沿海抵达四川？记者在博物馆里找到一本珍贵的曾氏迁川《程途记》的绘制图，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几个家族从广东一路迁徙到四川的完整历程。曾氏一行先走水路，沿长江经过江西、湖南、湖北后到达重庆，再经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阳到达现在的龙泉驿，定居在洛带镇一带。这也是大部分移民的主要迁徙轨迹。

　　“不过，也有一部分湖广移民直接沿长江进入川南，再沿水路、陆路分散定居到各地，才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苏东来说，从明末至清初，长达1个多世纪的迁徙，为四川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他们的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今天，八成川人的祖先来自湖广地区，四川地面上的建筑遗存等有八成也是那时留下的。

　　“湖广村”“客家话”处处留下移民印迹

　　大批移民来到四川，沿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沿线定居，古驿道周边一二十里的范围内便慢慢形成场镇。重庆历史学会理事邓晓向我们介绍，在资阳的南津驿，简阳的石桥铺，内江的资中、隆昌，重庆的荣昌等地，还有不少移民痕迹。

　　6月29日，在资阳南津驿，记者无意间走进一个特殊的村子，名叫“湖广村”。村民说，全村不过两三百人。走在古街上，两侧民房的门牌号上贴有蓝色的“湖广村”，一直排到100多号。街尾一处木制民房，还是明清时候留下的。一住户的门口，还有2块拴马石稳坐阶梯两侧。资阳市作协副主席杜先福考证，这是明清时期，来往客商休息拴马的地方。村里有不少人姓曾，听祖辈说，村民大多为明清时期从湖北孝感一带移民入川。还有的姓唐、陈，似乎是广东一带的移民后代。

　　在资中县的罗泉古镇，一座由钟氏族人修建的钟氏宗祠至今仍保存完好，四合院内立着一块《万年灯碑》引起记者注意。据碑文记载，当时移入罗泉的粤东移民有17姓之多。这些客家人占据了罗泉最主要的盐井，借助盐业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清末罗泉所凿盐井约有1515口，所产食盐远销成都及藏区。

　　在重庆荣昌，万灵古街的赵氏宗祠也依然保存完好。这个距今已有216年历史的祠堂古朴典雅、气象恢弘。寻根赵氏宗祠，不难发现这个家族身上满满的移民印迹。“乾隆九年，我们入川始祖赵万胜夫妻率领7个儿子和1个儿媳妇，从湖南邵东出发，挑着箩筐，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荣昌。”赵氏后裔赵修，从族谱中得知了他的祖先迁徙四川的移民历程。

　　探寻移民重镇，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重庆盘龙镇。漫步在古镇上，尽管绝大多数古建筑不复存在，但客家移民的影子仍随处可见：许多楼盘名含有客家字样，盘龙镇中心的休闲广场也被命名为客家文化广场，上面还刻着《客家赋》，居民一口一个“阿公”。据说，直到现在，盘龙镇还有4万人会讲客家话。

　　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商贸文明

　　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还将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四川，创造了近现代以来巴蜀地区辉煌灿烂的商贸文明，涌现出一大批富商巨贾和杰出人士。

　　7月1日，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海熔一边带着记者踏上古镇的一街七巷子，一边讲述300年来这里的移民创业故事。从广东移民来川的卓秉恬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历任清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内阁大学士。后人秉承祖上的酿造技艺，在成都棉花街“相府”门前开设了“广益号”酱园，生产的酱油、酱菜、豆瓣久负盛名。一代儒商周大三，为晚清时江西移民。他先后校刻《说文解字》《韩诗外传》等100余种著作，在版本目录学上造诣颇高。

　　在成渝古驿道沿线，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著名的泸州老窖创始人温筱泉祖籍广东梅州。四川早期实业家陈宛溪祖籍江西吉安，他首创的四川缫丝第一厂——三台万安裨农缫丝厂，其生产的生丝产品，曾在德国莱比锡世界物产公赛、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两次荣获金奖。

　　此外，据苏东来了解，因生产甘蔗而被称为“甜城”的内江，其甘蔗最初就由江西而来。著名的郫县豆瓣的创始人也是江西人。在资阳市临江镇，曾经作为清朝贡品、后又“称霸”成渝铁路沿线的临江寺豆瓣，也是江西移民创建的“老字号”。“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镇子场，装不满的成都府。”经由洛带客家人之手中转的烟草、蔗糖、烧酒、盐巴、粮食等农副产品络绎不绝。著名的荣昌夏布，也是由客家人带到重庆的。

　　在洛带古镇，记者还在刘家大院见到刘氏家族后人。大约300年前，第一代刘氏祖先从江西赣州入川，此后世世代代便在这里定居。刘氏家族先后在洛带务农，经营过商铺，卖过油盐糖，建造了刘家大院，他们还将著名的民间舞龙技艺——刘家龙，从江西带到洛带，成为当地一项特色民间技艺。刘家后人介绍，“刘家龙”在川西坝子舞龙界中名头响亮。每年3月，全国各地的刘家后人便聚集在此，举办“清明祭祖传家风”活动。

　　川人开放包容的性格与移民文化有关

　　从广州到四川，长达5000多公里，举家长途迁徙，绝非易事。客家迁川路线可分为水路与陆路两途。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大多取水路，但费时费钱。陆路山高路远，一只猛虎、一场重感冒、一次雨雪都可能夺人性命。即便是这样艰险，在洛带客家博物馆陈列的众多老照片中，记者仍看到，在被视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客家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跋山涉水的动人场面。迁入四川、立足扎根后，他们便开始兴建会馆，用于帮扶后来迁入的同乡和后辈，共同壮大家族。

　　约300年来，从五湖四海迁徙而来的人们在“天府之国”融洽相处，婚丧嫁娶、生活习性都有机融合。

　　张海熔说，历史上多次移民的客家人不仅不畏艰险，同样行事果断，计划周密，富有智慧。“通常，客家人在萌生外迁意向后，还要通过各种方式，专门了解目的地四川的真实情况。做决策时，还要商之于家庭，谋之于族众。”张海熔向记者展示了一件清雍正年间出自广东肇罗道杨锡的奏折：“盖人民入川多在正月、二月，若过此两月，一则到彼不及耕种；二则山坑水涨，道路有阻……”意思是说，移民们计划好路途，到达四川后，刚好是耕种的时节，充分说明了客家人的坚强与智慧。

　　在洛带古镇的博物馆展示区里，一首流传于民间的客家“认宗诗”，尤其令人动容。这首出自于梅州《黄氏家谱·祖训》的“认宗诗”，又叫“遣子诗”，诗中这样写道：“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迁居四川的广东刘氏，为鼓励子孙走向他乡开创基业，将这首诗带入巴蜀。诗的后四句是“早晚勿忘亲命语，晨昏须顾祖炉香。苍天佑我汉家宝，十四男儿共炽昌。”

　　客家人的大举迁徙入川，不仅给巴蜀大地带来了丰富的农作物、农耕技术、繁荣的商贸，也将开山劈岭、创基立业、振兴城镇、繁荣工商的创业精神带到了四川。苏东来认为，那些移民历程中练就的不畏艰苦、开放包容的性格也根植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成为如今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川人。

　　成渝古驿道沿线为何有上百座各省会馆？

　　□记者 郭静雯

　　经历了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大批湖广移民沿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再沿成渝古驿道分散开来，定居川渝。风尘仆仆后的归属感，便从看到“会馆”的第一眼开始。

　　会馆，寓居在外地的同乡及同行自发组织的联络乡谊之所。各个会馆以省籍划分，供奉的神灵也各有不同。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湖北会馆又称禹王宫，福建会馆又称天后宫……成渝古驿道沿线，至今仍可见上百座会馆遗迹，它们见证着持续数百年的移民大潮。

　　会馆遗存可见昔日繁华

　　《重庆会馆志》中记载，重庆是会馆建筑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有各类会馆近千座，几乎遍及所有的区县城乡。遗憾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存下来。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和重庆地理地图书店共同编制的《重庆会馆地图》显示，重庆现今保存完好的会馆有67座。其中，位于渝中区长江边的东水门正街4号的湖广会馆，是目前已知全国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

　　我们循着记载，来到东水门正街，可见依山而建的会馆群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壮观，琉璃瓦戏楼飞檐翘角，楼面遍布山水、城门、几何图案，有戏曲人物、二十四孝故事等精美雕刻。据记载，这片会馆群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包括广东会馆、江南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及四个戏楼等建筑，占地近3万平方米，可见当时这个区域的繁华富裕。

　　四川境内，在龙泉驿的洛带古镇、简阳的石桥铺、资阳的南津驿，我们也找到大批会馆遗存。其中，洛带古镇的广东、江西、湖广、川北等四大会馆是川渝地区最为著名、保存最完好的会馆建筑群之一。

　　沿主街的青石板路，首先来到广东会馆。会馆宽敞高大，为四合院式建筑。据记载，这座会馆是广东籍客家人于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捐资兴建的，走进会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宽大的戏台，两侧还有较为低矮的乐楼、耳楼，可以看出这里曾经的热闹繁华。

　　沿江西街又来到江西会馆，青白砖砌成的后照壁十分显眼。一处龙头的浮雕栩栩如生，显得威武而庄重。湖广、川北会馆建筑风格又各不相同，前者高大宽阔，后者古朴典雅，但都吸纳了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建筑风格，格局也大多为四合院式，内有大殿、戏台等。

　　会馆是移民的狂欢

　　这些会馆是谁修建？他们为什么要大兴会馆？会馆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威远县志》的解释是：“清初各省移民来填川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

　　著名学者陈世松认为，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移民们修建会馆的目的，一是为了祭祀故地的庙神，好有个精神上的寄托；二是为了联络情感，加强移民在新环境中的团队合作精神。

　　“一条更为隐秘的理由是：他们在用会馆表达成功的喜悦，抒发狂欢的情绪。”陈世松说，由于会馆是移民们在新环境中最直接的物化表达形式，所以在修筑的时候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用于彰显本省移民的地位，争夺更多话语权。比如在洛带，广东会馆的占地面积、建筑规模和建筑工艺都是最好的，这跟洛带地区广东移民人数最多恰成正比。

　　移民们在会馆中得到的欢乐是很多的，首先是地方戏台带给他们的娱乐。就拿当时成都的陕西会馆来说，它每年要演出一千多台戏曲，几乎每天要演四五场。洛带的江西会馆正对着的大型戏台至今仍在进行川剧等民间艺术表演，这也是目前省内唯一一座仍在进行演出的明清戏台。

　　除了娱乐、祭祀的功能以外，陈世松认为，会馆还具有聚会和凝结本省移民精神世界的功能，同时给本省移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是现代驻外“办事处”的雏形了。

　　近代以来，随着公路、铁路陆续开通，移民团体的乡土观念减弱，会馆的功能也逐渐削弱。但作为那段特定历史的产物，会馆对于学者们研究时代变迁、社会演进、移民、建筑和商业文化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