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90年前，西北科考团的大部队进入到甘新交界一带的无人区，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酷寒天气里，粮食罄尽，饥寒交迫，直到1928年元旦后很久，才走进绿洲，开始新的旅途。长达八年的考察，为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丰富资源。90年后，让我们重温那段困苦的岁月，分担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的成果，跟随他们一同走上丝绸之路的漫漫征途。

　　徐炳昶 

　　前些日子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参加了一个名称很长的座谈会，“《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徐旭生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座谈会暨日记手稿捐赠仪式”，发言的人很踊跃，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都没轮上。

　　其实，还是有话要说的。简单讲有两层意思：一、《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的出版是先生的夙愿；二、《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福音。

　　徐炳昶（字旭生）先生写日记本来就有发表的意愿，他在1930年就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广赠师友，2007年我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翻阅中文图书时，就看到了他寄赠给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签名本。

　　这部陕西考古日记，徐炳昶生前无暇整理，身后才由罗宏才教授完成，也算了却夙愿。日记除了让业界了解斗鸡台考古挖掘的全过程之外，也呈现出了1927年西北之行后，徐先生向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华丽转身，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从西北科考到陕西考古中一贯的领导作用——这一切都奠定了其后来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的开创之功。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最后在他工作过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举办发布会，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先生的后人将日记手稿捐赠给陕西考古研究院，更是一种公器之举。

　　我读徐先生次子徐桂伦撰写的《徐旭生生平概略》，文中讲到先生在1969年一场大病之后，便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批林批孔”开始了，小外孙女拿着一张报纸说：“孔老二是坏蛋！”没想到很久以来都不说话的姥爷忽然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胡说！”

　　徐桂伦写道：“刹那间，他遥远的记忆似乎又被激活，是非的标准依然深存于心。”

　　2017年9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黄纪苏老师把徐先生的哲孙徐十周介绍给我，高大魁梧的徐十周伸过手来，眼神炯炯地注视着我。我当时觉得，犹如90年前，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徐炳昶教授出发西行之前，在与北京的亲友一一作别。那个场面，真的是“徐徐如生”。

　　刘半农 

　　西北科考团西行的征途上，是没有刘半农的。但在万里征程的后方，却一直伴随着这位考查团常务理事的身影。

　　当年与斯文·赫定的谈判，刘半农是著名的“大炮”！

　　最后签订的十九条协议，就是由刘半农起草的。没有人比刘半农更知道争夺西北主权的意义，无论是领土还是学术。在法国留学的岁月，他就编辑了《敦煌掇琐》。斯文·赫定在他的游记中曾回忆过这段日子，他最在意徐炳昶和刘半农这两位学者的意见。最后，这两人一个做了中方团长与他共赴“西天取经”，一个成了常务理事在北平坐镇筹划。

　　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斯文·赫定专门画下了刘半农的半边脸面儿。

　　刘半农作为常务理事，毫不含糊，打报告要经费、打电报做协调，不知干了多少琐碎却又重要的运作。那时中国兵荒马乱，考查团能顺利地运作下来，且不断申请延期考察，足见理事会在后方付出了多少努力。

　　考查团的成果出来，刘半农写的题签最多，那种成就感是中国学者的集体情怀。

　　不仅如此，斯文·赫定70寿辰，国际地理学会组织纪念论文集，刘半农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与其中。于是，他远赴绥远调查，准备写一篇绥远方言的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毫无疑问，这样的参与是答谢其在西北考察中与中国学者的平等合作。

　　然而，这一去，刘半农却患上了“回归热”，一种现在都没有听说过的热病。1934年7月14日，43的刘半农溘然离世。只留下那首经典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被人传诵。

　　黄文弼 

　　因为研究黄文弼先生的西北考古事业，前些日子，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见到王世民先生，觉得非常亲切。王先生曾因黄文弼被检举私藏唐写本《文心雕龙·隐秀篇》而写长文辟谣。这个莫须有的检举差点让黄文弼声名扫地，而且直到现在还在以讹传讹。

　　吃饭时，王先生跟我说：“考古所里黄文弼的办公房间，还没有被拆掉，你知道吗？”我高兴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50多年前去世的黄文弼，竟然办公室还在，多么鼓舞人心。

　　于是，等王先生吃完饭，我们一起下楼，踅着身子进了前院，面对一片旧宅，王先生开始了睹物思人——

　　“至少从1956年我来所里工作起，到1966年黄先生去世，这里一直是黄文弼先生的办公室。黄先生住的地方，是黎元洪的正房；近代史所呢，是黎氏家庙所在；考古所这头，是黎元洪家的东花园。考古所早上8点上班，黄先生一般都要到9点多才到。他哮喘，很短的一段路，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要走很长时间。东花园前面的正房，有两个耳房，西耳房后来因为修建锅炉房，给拆掉了。东耳房就是黄先生的办公室。正房三间，东侧是夏鼐的办公室，中间是当时考古所唯一有沙发的会客室，西侧是我们秘书的办公室。里边的木板都是菲律宾进口的，隔间顶上不封，所以中间开会，两边都能够听到，夏先生在看书，有时也还走过来插话。这个白皮松，黄先生在的时候就有，现在也死了一半……”

　　王先生今年已经83岁了，历经风雨沧桑，跟我述说这些往事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寒风中，我们站立许久。然后，他说了一声：“走吧。”此时，王先生的手早已冻僵，在敞开的衣襟下摸索半天，扣不上拉链。我低头替他锁上。那一刻，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老态龙钟的黄文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