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韩秀峰 武丹

　　与以往不同，因为阴雨连绵，今年的深秋像是初冬。

　　虽才10月末，关中的许多人已裹上了防寒服。可在榆林，气温虽然已到了-4℃，可68岁的退休干部惠世新只是多穿了件外套，来到城东的公园，围着一座坟茔走走停停地转上几圈。

　　两年多来，每月来这里转几次已成了老人的习惯。

　　那么，这里安葬着什么人，使得一个患病的老人如此地牵情？

　　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

　　如果我们将时光倒回七八十年，他的名字虽不说家喻户晓，那也是如雷贯耳；他虽英年早逝，但身后却极尽哀荣，震动了海内外；他并非巨富贵胄，却赢得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赞誉……

　　他，就是一介布衣、当年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先生以五十四个春秋的生命历程赢得了“报界宗师”“一代论宗”“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的赞誉，更和于右任、李仪祉被后人并称颂为“陕西三杰”。

　　第17个中国记者节到来前夕，记者远赴600多公里外的榆林，在城东的季鸾公园里，拜谒了这位我国新闻界的大师巨匠。

　　清冷的塞外高原，天高云翔，碧空如洗，踏过那通往墓园的54级台阶，张季鸾先生54年的人生历程似这清新的公园一般，在记者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展现开来……

　　1 心忧天下救国救民

　　张季鸾先生祖籍榆林，1888年3月生于山东邹平。13岁那年父亲不幸病亡，他和要强的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扶柩归乡。

　　虽家境贫寒，但母亲坚持供他求学。张季鸾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取得优异成绩，后又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1905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第二年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日期间，张季鸾利用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这成为他新闻救国的开端。

　　1908年回国后，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因涉外文字突出经于右任举荐，张季鸾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秘书，参与主持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临时政府成立及大总统就职当天，张季鸾就此事向上海《民立报》拍发了一则电报，这条电文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条专电，也被认为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开拓性的贡献。

　　袁世凯篡权后，张季鸾离开政界，创立北京《民立报》、上海《民信日报》，主持《中华新报》笔政。他为国家民族大义不惧强权，不畏强暴，与军阀抗争，因揭露袁世凯丑行，曾两度身陷囹圄。

　　1916～1924年，张季鸾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接办了刚复刊的《大公报》，从此，他成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他主持笔政的十五年间，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张季鸾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他从不靠笔走偏锋、苛察刻薄夺人耳目，而是坦陈时政，以透辟犀利的分析说理服人；更是壁立万仞，超越党派私利，始终守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其“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理念深得国共两党敬重与尊崇。

　　据《报业宗师张季鸾》记载，15年中，《大公报》历经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6次迁移，每次搬迁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张季鸾从不为金钱所动，即使曾面对一张15万元的银行汇票，也是一笑置之，断然拒绝，从未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其人格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