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兴起于黄河流域腹地的华夏文化发展得较早、较充分。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以周边蛮夷文化为依存和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交流、相互激荡而发展的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长江文化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长江文化在近代怎样转型？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家张艳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梳理长江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

　　张艳国：中国古代的长江文化是一种生存于长江流域、地域性很强的文明形态，其早期以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代表，后来由于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都被纳入中华文化发展的轨道。在此后较长时间内，黄河流域的文化一直处于引领性、辐射性的先进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长江文化尚不可望黄河文化之项背。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南北文化差异”。

　　到东晋之际，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转折。由于黄河流域长期遭逢战乱，黄河文化圈开始向长江流域迁移，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中华文化南进运动”。文化南进，为长江文化跃迁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和难得的活力。从显性上看，精英文化随着世家大族南迁也有大的发展，以陶潜、徐陵、庾信、颜之推等人为代表，成为长江文化第一批耀眼的文化之光，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巨子何晏、阮籍、王弼、范晔等交相辉映。

　　隋唐之际，长江流域的经济持续向前发展，至唐开国，南方经济至少已经赶上黄河流域。然而，文化中心尚在黄河流域，如唐兴科举，取士者北占其七，而南仅居其三。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看，可谓是北方尽占风骚。安史之乱则再一次为长江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经历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和宗族关系受到极大打击，统治者不得不把经营重点放在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助力了长江文化的发展。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超过北方，南方首次成为统治者的经济支柱，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发展，文化呈一时景象，而南方的政治、文化地位也得到提高。

　　经历靖康之难，黄河文化再次受到严重损毁；宋室南渡，偏安江左，则进一步促进了长江文化发展。从此，在经济上长江流域取得了压倒黄河流域的优势。经济的超越必然带来文化的超越，自南宋中期始，宰相多出南人，进士以南人居十之九，状元庶几为南人矣。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同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长江文化灿如夏花，绚烂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