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清俐）8月7-8日，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办的中韩第七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市召开。与会学者围绕近期宋辽夏金元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史金波多年来对黑水城出土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辑，并结合西夏法典和其他资料进行初步诠释与研究。“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发现和刊布，为历史文献缺乏的西夏学增添了新的资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的诞生。这些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补充中国历史上西夏社会的缺环做出了明显的贡献，且因同时代宋、辽、金王朝与西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还具有整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文书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也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做出了新贡献。”史金波介绍说，在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研究团队意外地发现了一大批社会文书，总计有1000余号，1500余件，包括户籍、账册、契约、军籍、告牒、书信等。这批社会文书填补了11至13世纪中国社会文书的空白，不少文书为中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提供了很多新的、原始性资料，通过西夏社会文书的解析，西夏黑水城地区的社会图景显得越来越清晰，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

　　从唐代中期开始到北宋时代发生过的这些变化被称为“唐宋变革”。这一变化包括了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李瑾明发现，唐宋变革也体现在中国社会疏通构造方面。北宋时期随着社会分化和经济发达，社会各阶层和各在层位间的联络和接触更为频繁了，出现社会的多边化和文化现象的多种化趋势。宋代出现的新疏通可以说很多样的存在。宋代显露划时代性发展的印刷术，包括文社和行会在内的民间内部各种组织的出现，包容市场、庙会、瓦子等社会各阶层的各种群众集会，以士大夫社会为中心的私信往来等等，都经过唐宋变革时期形成了重大的质变。通过架阁库的专门档案机构的设立以及为民情上达的登闻鼓制、官僚机构内部的各种纠察制以及言官制的设置等，反映出这个社会内部的沟通和交流的增加，唐宋时期,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务联络体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