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夏斌

　　今年正值《狂人日记》面世100周年，也是“鲁迅”这一笔名诞生100周年。我们要如何纪念鲁迅，又该怎样弘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经过百年来“父与子”的冲突、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旧学新知的交融，中国文化是不是已经走出“学徒期”？周山告诉记者，是时候谈一些自己的思考了。

　　人物小传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周易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90年，专著《中国逻辑史论》荣获我国哲学最高奖“金岳霖学术奖”；出版长篇小说《狐狸梦》《金生意》和回忆录《忧喜与共》。

　　几年前，周山把户口从上海市区迁回了崇明老家。在乡野间，他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了一幢新楼，名为“乐山居”。

　　周山的人生轨迹，似乎脱不掉一个“野”字。研究中国逻辑史、走进《周易》的世界、从事学术思潮史整理，在一些人看来都属于“野路子”，可周山忙得不亦乐乎。他拒绝做一个只关心“一亩三分地”的耕者，而更希望通过自己“这一滴水”来反映“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来见证中华文明的成长与收获。

　　“满纸疯话”却深刻讥世

　　解放周末：1918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刊登，“鲁迅”首次出手就语惊四座。在您看来，他的“成熟”源于何处？

　　周山：鲁迅因《狂人日记》而成为我国白话文小说的开拓者。《狂人日记》所展示的成熟度，可以说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鲁迅生逢封建社会极端腐败而崩溃之际，又出身于一个没落、残破的官宦家庭，从小饱受世俗社会冷眼的人生遭遇，因而对社会腐朽的根源、礼教害人的伎俩、世人劣根性的认识感受深刻。

　　二是鲁迅所生活的地域文化背景。在绍兴那个历史文化圈里，出现过“疾虚妄”“讥世俗”的王充以及“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徐渭。《狂人日记》中，鲁迅以犀利的文字表达出深刻的讥世思想与不拘格套的“满纸疯话”当源于此，也成就了一出手就惊世骇俗的“新文化”效果。

　　解放周末：今天，“满纸疯话”的《狂人日记》是否已不合时宜了？

　　周山：《狂人日记》是近代告别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一篇旗帜鲜明地埋葬“吃人”的封建社会的战斗檄文。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文化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个“地标”。

　　“吃人”的封建社会已被埋葬了，可《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吃人”的“仁义道德”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理念和思维习惯的消亡是无形的、漫长的，那些“吃人”的理念和思维习惯可能会以新的理由、新的面孔“死灰复燃”。

　　例如，一些传统文化研究者主张用“三纲五常”来建构今天的“大文化圈”和“小文化圈”。又如，一些地方热衷于让小孩子背诵《三字经》《弟子规》。这两本儿童读物，大多属于正能量的修身内容，但也夹杂一些封建糟粕。让启蒙阶段的孩子全盘接受，合适吗？

　　解放周末：透过鲁迅的作品，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批判者乃至“破坏者”。请问，鲁迅到底是怎样的人？

　　周山：在鲁迅的小说尤其是杂文中，确实充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所愤之世，乃是黑暗之世、腐朽之世，应当愤、必须愤；所嫉之俗，乃丑陋之俗、沉沦之俗。他的批判檄文，如投枪，投向腐朽的世态、丑陋的灵魂，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当。

　　说鲁迅是“传统的破坏者”，显然是不恰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本来是好的因为社会的发展而过时的，不能一概而论。鲁迅所否定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劣者和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

　　事实上，他是当之无愧的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开创20世纪“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他给北京大学学生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开拓了一门新学科；他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确切地说，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者。

　　做学问切不可意气用事

　　解放周末：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巨子”。在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情况下，思想、学术、文化领域为何异常活跃？这一时期的知识界，真如后人想象般那么美好吗？

　　周山：上世纪初，随着封建王朝的垮塌，中国面临多种政治道路的选择。政治的多元性，形成了多种政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与争锋，各种“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现世。其中，最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当数共产主义。

　　在学术文化领域，国学与西学在碰撞中齐头并进，西学重在译介，国学意在开新，由此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被称为“学贯中西”的人物。用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那个时代的学者对西学的了解，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理论深度上，与现代研究者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那个时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首开用西学方法释读传统经典之风，有耳目一新之感，却也留下诸多不足。在摆脱传统的释义方法之后，往往出现比附色彩较重、结论虽新却根据不足等问题。

　　例如，“古史辨”学者认为《老子》一书是秦汉年间的伪作，可之后的考古证明战国早中期已有多种版本的《老子》。有新儒学的开拓者坚持认为《周易》作者是孔子，但《左传》的记载表明，早于孔子之前的100多年，贵族们就在普遍运用《周易》决疑解难。

　　可见，上世纪前半叶“能人”辈出，但我们不能过于美化，更不能用来贬低今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历史规律。

　　解放周末：闻一多先生还曾感叹，当时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请问，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见解吗？

　　周山：“事事不认古人”，这种极端的思维方法肯定不对。我想，这也不是对那个时期的普遍看法。

　　类似的观点，主要出现在“疑古派”的辨伪文章里。他们的信条是，“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在他们眼里，除了儒家经典，其他各家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伪书。

　　例如，他们从《老子》中找出几段与《荀子》相同的文字，就一口咬定《老子》是荀子之后、秦汉年间的杂凑之作。“古史辨”派的类似错误，今天的学者一定要引以为戒。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切不可意气用事。

　　东渐的西学起到激发作用

　　解放周末：在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新学”翘楚的引领下，一场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席卷全国。除了宣扬“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新”还体现在哪里？

　　周山：新文化运动高呼“民主”，目的在于反对封建专制。由此，清末的改良运动转变成为推倒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高呼“科学”，目的在于提高国力，在世界力量的角逐中不做被强食的“弱肉”。“民主”重在救个体、“科学”重在救民族，这是引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落实到内容，“新文化”首先要有载体，最基本的载体就是文字。因此，废除八股、推行白话文，让民主思想、科学理论普及民众，便是当务之急。白话文是“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主要标识。当时，写白话文有八大主张：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基于语言、文体的自由，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广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亮点，也是新文化运动前行的主要推力。

　　解放周末：但也有人担心，一味强调“赛先生”会导致“弱肉强食”，过于相信“德先生”又难免滋长民粹主义？

　　周山：凡是大声疾呼“民主”的社会，一定缺少民主；凡是大声疾呼“科学”的地方，科学的气氛一定稀薄。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中国，民主与科学严重缺失，因而强调“赛先生”和“德先生”，合国情顺民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倘若矫枉过正，也无可厚非。

　　经历了灾难和耻辱的历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相信当下的中国对民主和科学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民主不是万能钥匙，民主的形式、民主的程度要因时因地而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急于求成往往欲速则不达。无论民主还是科学，都受物极则反的规律制约，对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解放周末：您曾提出“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帷幕”的观点。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周山：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鲁迅、李大钊、钱玄同，还有陈独秀、瞿秋白、刘半农等。这批人中，李大钊是河北人，陈独秀是安徽人，其他人都是苏浙人。这些新文化运动代表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上海和北平；《新青年》杂志创办于上海，其间曾移至北平，不久又回上海。由此，“哪座城市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话题一度引发热议。

　　以李大钊为例，他的反专制革命思想形成，主要受到江苏南通学者白雅雨的影响。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堂接受白雅雨的教诲，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1年，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呼应、组织起义，成立了“北方革命政府”，并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白雅雨的新思想及付诸实践的言行，成为李大钊倡导“新文化”的直接而又重要的动因。

　　总的来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属于长江文化圈中人，主要目标是“打孔家店”、反对传统理学。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板块：一个是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一个是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孔孟倡导“相濡以沫”的仁义道德，老庄倡导“相忘于江湖”的顺应自然。

　　2000多年以来，孔孟“仁义道德”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以至于到了物极则反的地步，演变成为封建专制的“杀人”利器。老庄的“顺应自然”理念虽然“粉丝”无数，但历史上基本处于“非主流状态”。20世纪初，屡经改造却每况愈下的“仁义道德”进入穷途末路之际，矛盾的另一方终于等到了挺身而出、互易位置的机会。

　　由此，一大批年轻学者以“新文化”代表的身份跃上历史舞台。东渐的西学，则起到了激发、促进的作用。整整100年，这项文化工程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