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更好地推进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使基础教育课程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教育部在2001年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当前国内基础教育课程建设的总体状况如何？在这一领域有哪些成功的典型案例？针对基础教育课程建设而进行的专题学术研究成果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永军。

　　课程领导：国家主导下积极“赋权”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本世纪初国家决定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图构建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在总体上面临怎样亟待改革的状况？

　　吴永军：以往特别是21世纪之前的基础教育课程，在结构上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缺乏整合，课程内容过于注重书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教条化现象突出，特别是在课程管理上，口径单一集中，对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建设特色化、创新性基础教育课程有不利影响，课程不同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不够强。

　　这样的情况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21世纪初，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掀起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最为激动人心、最为波澜壮阔的“乐章”——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革的重要突破是在国家主导课程改革的基础上，给予学校一定的自由度，为学校课程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样一来，学校的课程自主性得以重建。

　　不过，由于以往课程的管控权在行政部门，给予学校的课程规划与开发的权力空间几乎为零，这就造成了绝大多数学校的行政人员及其教师长期以来缺乏课程意识，也无课程能力，更无“课程领导”之说。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到“课程领导”这个概念，能否给我们做一下概要介绍？

　　吴永军：在基础教育建设中强调多主体尤其是学校的作用。学校自主开发课程需要方方面面力量的参与，而中小学管理人员以及广大教师居于主体地位、处于领导或引导地位。

　　“课程领导”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教育理论，它是在国家主导的课程改革中基于赋权、增能之理念，在中小学管理人员以及广大教师高度的课程意识与课程自觉的基础上的一种课程规划与开发的专业化活动。如果没有国家一定程度的“赋权”，实施课程的教师就如英国课程论专家丹尼斯·劳顿所说，只是“被当作听人使唤的雇工，而不是在各个阶段、各个层面上参与课程的专业人员”，那么，不可能有所谓的“课程领导”。从这个角度讲，美英等国以分权制为主的教育体制中出现“课程领导”之理论与实践，实乃“内生而成”。

　　对于我国的众多基础教育学校来说，由于长期的课程权力的缺乏而导致的课程失能，加之课程建设又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活动，整体的学校课程规划与建设能够取得实效的优秀案例比较少见，而具有典范意义的则更加鲜有。不过，鲜有不代表没有，在稀少的典范案例中，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学校课程整体规划与建设堪称高原中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