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2001年起，宁波市江北区深入开展慈孝文化建设工作，将慈孝文化纳入文旅及养老产业、慈善事业、德育工程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为系统总结江北区开展慈孝文化建设工作的具体做法，给其他城市提供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成功经验，探索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组建专家团队，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访谈和网上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江北区慈孝文化发展脉络、建设成果和工作经验进行全面梳理，形成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之“江北经验”调研报告。“江北经验”充分证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实践的当代慈孝文化建设，定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文旅产业促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江北区慈孝文化源于其下辖的慈城镇。慈城镇设治始于先秦时期，旧称句章。唐代，句章故地设县，房琯为首任县令。房琯登城北浮碧山，眺望巍峨耸立的董孝子祠，为董黯“汲水奉母”故事所感动，改句章为“慈溪”，后称“慈城”。

　　慈孝文化典故

　　慈城得名于汉代孝子董黯。据记载，董黯为董仲舒后代，幼年丧父。董母有疾，思饮故里之水（因近处水苦涩，不宜饮用），董黯便每日步行十数里担溪水奉母。然水源离家甚远，不能常至，于是董黯在溪旁筑室“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汲水奉母”的典故虽未入《二十四孝》，但诸典籍均有记载，如《会稽典录》《孝子董公赞》《宝庆四明志》等。

　　除了“汲水奉母”的董黯，江北区民间流传较广的还有“引兵救母”的张无择、“割肝救母”的孙之翰，后人并称“三孝子”，慈城也因此得名“三孝乡”“三孝镇”。在《光绪慈溪县志》中，还有“沈孝子护母”“冯觉晓孝感倭寇”等典故。江北历史上父母慈爱的典范亦不少见，其中妇孺皆知的是“明代慈姨三娘教子”。据史书记载，明代刑部尚书冯岳，因其生父母早亡，幼年时期就与后母三娘相依为命，后母慈爱胜似亲娘，将其抚养成人成才，传为佳话。据史书记载，慈城一带被朝廷旌表的孝子孝女（媳）有30多人，孝行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慈孝文化。

　　慈孝文化遗址

　　慈孝文化盛行生出大量文化遗迹，包括三娘井、节孝祠、董孝子井甚至整个慈城古建筑群。

　　慈城古建筑群：慈城历经1200多年风雨，其2.17平方公里的古县城仍完好地保留着县治背山面水、公共建筑左文右武及街巷双棋盘布局，古建筑完好，集中地反映慈城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和生活气息。2006年，慈城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娘井：明代刑部尚书冯岳为让后母三娘取水方便，在院中挖井尽孝，后人称“三娘井”。

　　节孝祠：清道光元年，乡贤冯汝霖奉母亲之命出银三千两修“名宦乡贤祠”，并建忠义祠于乡贤祠左，以其故址拓建节孝祠。光绪元年，御书“斯文在兹”额悬于该祠。

　　此外，在慈城的慈溪巷林家桥西，尚存有汉篆石刻的“孝子董黯之井”，在孔庙内尚有纪念慈城忠义孝悌人物而建的忠义孝悌祠，董溪、忠孝桥、礼桥、义桥、高义桥、孝子池等以“慈孝”为名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

　　慈风孝俗与慈商精神

　　古时，江北一带有“嫁水井”“判杨梅山”等民间风俗。所谓“嫁水井”，即女方出钱替男家打水井，意寓所嫁之女“像董孝子一样孝顺”；而“判杨梅山”则是农民为解决“青黄不接”时节之困，常把尚未成熟的杨梅“预售”给有钱人，富人知其因后皆慷慨解囊，渐成风俗。

　　江北慈孝之风、慈善之风代代相传，背井离乡的经商者也会捐钱为家乡修桥、铺路、造凉亭，兴办收留老人、孤儿和灾民的“善堂”，修建赡济族人的“义庄”等。至明清时期，江北商贾贤士众多，北京同仁堂、上海冯存仁堂、天津达仁堂皆为江北人创办或经营，杭州胡庆余堂的首位经理亦是江北人，上海金融业巨子秦润卿、“宁波帮”中坚人物周仰山、台湾知名实业家应昌期皆出自江北。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江北商界人士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推动下，江北区乃至宁波市的慈善事业得以稳健发展，他们将企业制度引入慈善组织管理，并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慈善之风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