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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典籍与观念流变
2021年09月17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彦旭 字号
2021年09月17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彦旭

内容摘要:文学典籍不仅能够生动细腻地刻画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潮流、风尚习俗、意识形态,还可以准确反映作为个体的人的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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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最近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探究英国文学中文化主义传统的学术丛书。《文化学词典》中“文化”的词条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实践能力、方式及成果的总称”。长久以来,西方诸多学者一直尝试在思想史与观念史中追溯并考察“文化”这一宏大概念的流变,却往往忽视文学典籍对文化的重要形塑功能。文学典籍不仅能够生动细腻地刻画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潮流、风尚习俗、意识形态,还可以准确反映作为个体的人的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以上都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缺少了文学典籍维度的文化,其面貌是不完整的。

  纵观整套著作,殷企平教授领衔的作者团队将“文化”视为一种有机生命体,经历了包括萌芽、生长、成熟、拓展和裂变在内的生长周期。生命的成长必然伴随着肌体内部的新陈代谢、弃旧图新,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发展。以上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过渡,都可视为“转型期”。在该丛书中,殷企平提出了统摄全书的十大文化观念关键词,其中第一个就是“转型焦虑”。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系现代社会学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描述。处于转型中的社会介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因而往往面临新旧制度、观念的交替与社会利益、财富的分配变化。在转型期,旧的势力尚未完全退潮,新的势力亦未完全崛起。正如托尔斯泰那句精妙的评价:“在这里,一切都翻了个儿,一切还没有安排就绪。”或如阿诺德所言:“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社会转型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对这种转型的回应就是一种文化,往往蕴含于文学典籍之中。文学需要新鲜的题材与灵感,需要挑战与竞争,需要矛盾与危机,需要反思与自省,而社会转型期恰恰能够给文学提供上述养料。因此,社会转型期更容易产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贯穿该套丛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社会转型激起了英国文学家们的回应,其内容和性质则在文化观念的流动轨迹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田园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中所产生的“转型焦虑”,早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便显现端倪,其作品中对早期商业文明的书写既表现出对新经济方式活力的憧憬,也流露出了对商业文明的焦虑。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包括家庭、教会、领主附庸关系的各类社群形式逐渐瓦解,个人主义思潮崛起,导致个体陷入异化与疏离的状态。到了英国现代早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教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转型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为英国宗教改革之后以及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则主要面临传统社会结构体系向现代化范式社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变革矛盾与焦虑。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一过程是由理性主义思潮所主导的,而工具理性对人的情感与道德有着较强的侵蚀作用。这类对机械文明的焦虑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了顶峰。20世纪上半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为文化观念中的转型焦虑增添了新的内容。战争使得人们重新思考生命、家庭、国家、荣誉的价值,也使得社会的流动、分层、变迁、转型成为每个英国公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20世纪中后期以降,科技赋予人类生活方式更多挑战,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多样性;金钱、休闲、趣味、伦理等方面的内容成了社会转型期值得关注的话题。

  在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看来,转型通常是褒义词,是有关“进步”的宏大叙述中的关键词,它往往意味着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更为丰富多样且价格低廉的社会产品。然而,理性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机械文明又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从而出现了价值危机。英国的文学家与思想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危机,并把他们的焦虑渗透于文学典籍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发现、揭露、抱怨这些问题,而是给出了解决方案——文学是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上述“转型焦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试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则构成了《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这套丛书其余的9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彼此之间存在着微妙而紧密的联系,从而在浩瀚的英国文学史中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见的文化观念发展轨迹。

  转型焦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典籍中有着不同的表征,但总体说来大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异化、无序与共同体的缺失有关。针对这些难题,文学家采用了多种作为解决方案的构想。如中世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朝圣队伍临时组成的共同体是向往自由精神的美好共同体的象征。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深刻表现了历史剧对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以及建构有机共同体的努力。到了18世纪,随着英国小说的兴起,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反映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在新旧世界转型期的巨大文化焦虑,以及由此激发的美好愿景。蒲柏的《夺发记》以及塞缪尔·约翰逊的《拉塞勒斯》则蕴含强大的秩序意识和责任感。19世纪,英国面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加速脱节,狄更斯、罗斯金、阿诺德分别在《远大前程》《报以灰尘》《迷途的狂欢者》中讲述了对于财富的辩证看法,表达了他们期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美好愿景。20世纪以来,R. S. 托马斯通过反田园书写来应对英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和旅游化导致威尔士乡村共同体瓦解的焦虑。T. S. 艾略特则在《荒原》中提出了通过重建基督教来重塑英国文化共同体的愿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由此可见,民族意识是文化深层次沉积的结果,而作家在创作中一定是带着这种意识进行文化选择与表现的。因此,文学典籍的创作对形成民族共同的意识与思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丛书揭示了英国文学典籍与英国民族文化中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文化传统在社会转型期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该丛书对我国如何通过文学典籍建构共有精神家园,加强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增强民族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有着一定的启示。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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