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价值主体范围、具体价值内容、价值实现路径三重维度实现了对西方价值观的超越。

　　价值主体的外延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范围是整个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想，以全新的视角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根本利益和共同价值目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以表面上的平等、自由掩盖着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和广大劳动者的不自由。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设想，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十分充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不仅能够满足全体成员共同发展的需求，还能满足每个个体自由发展的需要，同时人们的普遍交往也更加平等和自由。在这种共同体当中，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和谐的。一直以来，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在努力确证“真正的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构美好世界的理论，既吸收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精华，又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更关注全人类的福祉。

　　西方主流价值的主体范围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主流价值观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新兴资产阶级高喊“天赋人权”“个人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号，助推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而后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建立和巩固，“自由、人权、平等”变成资产阶级的特权，广大无产阶级却深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这些价值观无论披上了多么靓丽的外衣，都掩盖不住其阶级本质。

　　价值内容的实体性超越

　　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由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着眼于实现人的解放。这个“人”，是感性的、具体的、历史性存在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思想。其一，它以“现实的人”的差异性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的差异性，“各国力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因而各国的利益诉求和人民期待也有差异。各国唯有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才能达到合作共赢。其二，它强调时代发展的多变性，倡导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集众国之力更加有效地顺应时代之变。其三，它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当今时代，唯有打造“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

　　西方价值观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主张人是纯粹的、自然的人，它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讨论人的本质，其狭隘性是明显的：第一，脱离现实性。它将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界定为超阶级、超国家、超时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然而，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不能脱离于社会和历史，其价值理念也受特定时代、历史条件限制。第二，具有隐蔽性。它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层面，将单个人的本性抽象成普遍意义的所谓“理性经济人”，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渗透。

　　价值实践路径的超越

　　西方国家往往将其价值观包装成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形式，借助全球化的机会，通过世界普遍交往路径来进行传播与实践。归结起来，西方价值观实践的路径包括两类：一类是暴力方式，另一类是非暴力方式。两种路径都旨在传播西方价值观。

　　中华民族自古就热爱和平。中国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平等协商、团结互助、合作共赢”是实践路径。其一，打造“合作共同体”。众人拾柴火焰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多方、多国的共同参与。其二，打造“行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贵在知行合一，重在落实贯彻，因此要多维度、多层面行动，比如打造“全球生态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行动共同体。其三，实现“共赢共同体”。中国强调以“互利共赢”的“正和合作”思维范式来处理国际事务，即各方参与者平等协商、交流合作，以实现共赢。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波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