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是一门“奇怪”的学科：它在实践中顺风顺水，在理论上却面目模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无人能令人信服地说出它的学科内涵与外延，准确地描绘出它的“真”面目，像一门真正的“学术科目”那样，与文艺学、社会学等成熟的学科并列。这种状况直到“新文科”的诞生以及创建新时代新文科的召唤，才让我们有可能在新文科视野下重新考察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理解它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差异性，正确认识它的种种“异常”乃至“不成熟”“不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新文科为创意写作做了迟到的“正名”。但新文科与创意写作学科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后者也对新文科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支持。

　　模糊的学科内涵与外延

　　创意写作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高校，20世纪30年代在爱荷华大学正式创立学科，后在全世界推广，2007年前后被引进中国，迄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发展史，八十多年学科历史，但它无论是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是尴尬的存在。

　　第一，它身份不明，总是扮演（英语）文学系学术研究的“特例”（帕特里克·比扎罗），“学术的异常”（艾伦·泰德），“强悍的孤立主义者”（D. G.迈尔斯）角色。

　　第二，它的功用也存疑，有关“作家是否可以培养”“写作是否可以教学”的争论不断。在《创意写作在美国校园里的位置》一文中，弗雷德里克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假设”：“它对极少的天才而言是重要的，因此它仅仅是正常课程的装饰，一点粉饰”，而中国也有学者怀疑“创意写作不能包打天下”，“是否真有必要”。

　　第三，它的学科视域未定。格雷戈里·莱特指出：“虽然创意写作作为正式的学科在英国和美国等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其自身的学科视域却仍未完全设定。”中国学者宋时磊也指出，创意写作的本体一直在“创意”“产业”和“写作”之间游移。

　　第四，它的学科目标多向，或者说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也处于讨论和争论之中。有三种主要观点：1. 创意写作是一切“以创意为特点的写作类型”，作为学科它主要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创造力”“创造性智慧”“自我探索”“积极性”，培养“有创作/创意能力的人”；2.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作为学科，它以培养“文学作家”为己任；3.创意写作“以文学写作为基础，包含各种形式的写作”，主要培养“创意作家”。三种观点有的中肯，有的偏颇，但各有广大拥趸。

　　第五，它的发展路径不一。史蒂夫·梅尔指出，“创意写作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机制内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自己”，这就导致创意写作的面貌因国家、地区发展而异的状况。创意写作在走出校园且在20世纪70年代走出美国后，学校教育与社会化、国际化、本土化、数字化发展等多种发展模式并行不悖。历史上的创意写作、全世界实际存在的创意写作与一直处于可能和发展状态的创意写作，给正确描述创意写作的面貌造成了巨大困难。

　　面向“新文科”发展

　　“新文科”的诞生以及新时代对新文科的召唤为正确认识创意写作学科提供了契机。虽然从美国希拉姆学院对“新文科”的建设以及中国“四新建设”政策及新文科建设思路来看，什么是新文科、新文科“新”在哪里，仍旧处于边实践边摸索的状态，但是众多学者根据“新文科”概念提出的新时代背景、国家层面表述、落地思路等语境来考察，还是达成了许多共识，比如，学科交叉；引入新技术；生产新知识，应对新需求；创造/创新性地培养新型人才；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激活传统文科活力，达成“守正创新”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以此为参照重新考察创意写作，我们会发现，创意写作具备新文科的种种属性，它已经是或者说正在向全新“新文科”方向发展。

　　第一，跨学科/新学科交叉。创意写作包含二十多个学科子类，能够在二十多个学院、专业、学科内，贡献自己的理念、课程、方法与成果。也就是说，创意写作既可以在文学专业，也可以在传播专业、出版专业、影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内大显身手，与这些专业结合、跨界，建设相应的创意写作专业。罗伯特·斯滕伯格因此指出，创意写作是跨学科的，而创意写作研究也应如此：“创意写作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认知、社会、个性、心理学等方面……”

　　第二，培养新型复合型创新人才。创意写作着力消除传统写作专业和中文专业“重知识轻技能”“重写作轻创意”“重学科轻社会需要”弊端，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从业人员。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范式。创意写作不仅培养新型人才，也在人才培养范式上创新。作为一个学科，工作坊是其“标志性学科方法”，而工作坊方法已经是包括好莱坞等产业基本和日常的工作法，新近中国阅文集团成立的“起点大学”的核心教学法也是工作坊方法。包括工作坊方法、过程写作/教学法等在内的新兴方法以及产学研一体化模式，让创意写作的人才培养走出了书本、走出了学校，也走出了学科，发展出了与传统文科大不一样的人才培养范式。

　　第四，自觉承担新任务，发展新功能。创意写作在美国兴起后，持续介入社会事务，服务国家发展，比如在应对战后军人战争创伤、黑人教育、移民浪潮、女权运动、多元文化碰撞融合、文学类型化、美国梦形成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为全民写作和全民创意提供了巨大帮助，马克·麦克海尔说：“超过50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虽然麦克海尔在《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这部专著里重点讨论的是美国战后文学，没有详细论述创意写作如何“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但这个结论可以得到现实层面的印证。

　　第五，创造新知识。创意写作既借鉴传统的写作知识、文学知识、产业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更着眼如何在服务创意产业发展、社区建设、创意人才培养、创意城市/国家等这些新目标下，创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而这些知识已经超越了传统写作单一的知识体系，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也自在其中。

　　有效回应现实问题

　　以理想的新文科为依据来重新考察创意写作，我们发现这个曾经饱受争议、难以定位的学科竟然“天然”具备如此多的“新文科”属性，这的确令人欣慰。但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新文科建设的思路进一步去考察，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比如，八十多年过去了，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仍旧模糊，视域待定，是否意味着，这个学科继续处于生长中？在持续地回应现实新需要中，仍旧在继续学科交叉、跨界？它着眼实践，学科理论单薄，一直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甚至如戴安娜·唐纳利所言：“创意写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避开了学识问题。”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创意写作真正关心的不是静态知识的生产，而是如何有效地回应现实、解决问题，并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推动学科发展？

　　实际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创意研究、写作规律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式、教学教法研究上，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它的成果远算不上丰富，然而就科学性、专业性、实践操作性来说，它却显示了自己的强大，配得上迈尔斯所戏称的“强悍”。就实践性而言，创意写作成果累累，“干货满满”。

　　新文科应运而生，创意写作方兴未艾。二者当然是包含关系，前者极大提高了后者学科辨识度和认可度，但后者在思路、理念、方法等诸方面，“提前”呼应了前者的召唤，并以自己的成功印证了前者的高瞻远瞩，以自己永无止境的探索，给前者的理论定位、体制创建提供了案例支持。甚至可以说，创意写作为新文科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启发，毕竟，新文科无论如何理解，它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并且以激活和培养一个国家创意与创造力为己任的学科，而在这方面，创意写作已经走得很远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20BZW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