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30年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可以归纳为四句话：无分中西，不别社资，民祉为鹄，美善所是。在为何开发、如何开发方面，广泛汲取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不管其源自中国还是西方，也不去争论其姓“社” 还是姓“资”，最终衡量标准就是“真善美”，也就是“三个有利于”。归根到底，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宗旨

　　浦东开发开放仍在进行中，尚未完成。但从已走过的3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建设史、改造史上的壮丽史诗，是改革开放史上的辉煌篇章。

　　浦东开发开放对于上海、对于长三角乃至对于全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推进，意义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内涵也会越来越吸引人们去探究。

　　开发是行为，开放是状态，简约而言就是浦东开发。之所以强调“开放”，是为了突出其面向长三角、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宏阔胸襟。

　　浦东开发的三种类型

　　近代以来，浦东有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开发。开发主体、开发程度、开发理念各不一样，社会影响也大不相同。

　　第一种开发，指浦东人开发浦东。

　　近代以前，浦东与浦西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并无太大差别。近代以后，浦西城市化提速、品质提升，市区扩大、人口增多，浦东日渐落伍。浦东与浦西的区别，成为乡村与城市、落后与先进的区别。

　　一批活跃在浦西、具有现代意识的浦东人，诸如李平书、杨斯盛、穆藕初、黄炎培等见贤思齐，自发进行开发浦东的努力。他们在浦东发展公共交通、修建轻轨铁路、修筑海塘、兴办新式学校、创办新型医院，还创办了毛巾厂、营造厂、花卉种植业、奶牛饲养业等新式企业和产业。

　　一部浦东同乡会的历史，半部与浦东开发有关。这是一种地方人出于对本乡本土热爱而自发进行的城市化、现代化努力，与张謇开发南通、荣宗敬荣德生经营无锡同类。

　　第二种开发，指上海人开发浦东。

　　这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1927年，上海特别市设立以后，制订“大上海计划”，内容便涉及浦东开发。在此计划中，浦东的洋泾、塘桥、陆行、高行、杨思与高桥乡，被划入上海特别市。

　　1930年，上海特别市改名上海市，浦东这六个乡被撤并为三个区，即高桥区、洋泾区与杨思区。按照规划，上海本有建造跨江大桥或越江隧道以贯通浦江两岸的设想。但受财力所限，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上海，这一计划遭到搁浅，仅建成一条南北向的浦东路（今浦东大道的一段）。

　　1958年以后，浦东的川沙、南汇等县划归上海市管辖。为了开发、带动浦东，上海将一部分市属企业设在浦东，如毛巾厂、色织厂、化纤厂、棉纺厂、服装厂、绣衣厂、皮鞋厂、缝纫机厂等。

　　1971年，上海第一个越江工程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结束了浦江两岸长期悬隔不通的状况。这是上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发浦东的实践。

　　1984年，又将洋泾镇全部和洋泾、严桥、六里、杨思、张桥等五乡的部分地区，分别划给黄浦区、南市区和杨浦区管辖。黄浦、南市和杨浦三区的管辖范围，有一段时间均横跨浦江两岸。这样的产业布局与制度安排，意在以浦西带动浦东、以浦东补充浦西，是上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发地开发浦东。

　　民国时期与计划经济时代对浦东的两次开发，内容有所不同。但就开发境界而言，都是在上海市的层面上考虑，开发的区域也主要限于浦东沿江一带，而非浦东全境。

　　第三种开发浦东的情况，已为我们所熟知。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不仅是在上海，更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开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立意高远、动力强劲、持续亦久。人们通常所说的浦东开发，主要指这第三种开发。

　　上述三种开发，从开发主体、开发理念、动力机制到开发境界各不一样。前两种分别是浦东范围内、上海范围内自发地开发浦东，着眼点是浦东或上海；第三种则是在国家层面自觉地开发，着眼点已越出浦东、越出上海。

　　在第三种开发中，国家将此前给予深圳等特区、经济开发区的政策全部给了上海，而且还给了另外一些政策。所以，浦东称“新区”而不是特区。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话说，这个新区较之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称“新区”而不是“特区”，还有一层意思，即新区功能有别于其他特区。诚如学者所言：“新区和经济特区不同，经济特区有强大的资源吸入功能，就像核聚变，而浦东是核裂变，要释放能量。”

　　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不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依靠自主改革、自费改革。鉴于当时的国情、市情，靠国家注入巨额经费进行开发绝无可能，脱离浦西而独立建区、独立开发也绝无可能。

　　点石成金的十六字战略

　　众所周知，无论在牌局中，还是在战场上，王牌往往能起到反败为胜、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上海不负众望，浦东开发开放成效卓著。今日之浦东，面积占整个上海市的1/5，常住人口占全市1/4，而GDP占全市1/3，进出口总额占全市2/3。今日之浦东，早已与浦西比翼齐飞。那句“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谚语，早已成为历史词汇。这一切，是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地倾力相助的结果，更是上海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浦东开发开放伊始，上海便提出“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的开发战略。这是一个全局在胸、循序渐进、超常睿智的开发战略。

　　之所以要“金融先行”，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没有金融，何来资金？没有资金，何从开发？浦东开发需要资金数以万亿计，从何而来？于是，开发者创榛辟莽、筚路蓝缕，创办了证券交易所，创造了“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崭新开发模式，使“金融先行”落到实处，迈出了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一步。

　　“贸易兴市”是上海的传统，是发挥襟江带海禀赋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的重要内容。

　　“贸易兴市”是个系统工程，港口、机场、道路、桥梁、隧道等必须相应跟上。所以，第三句是“基础铺路”。

　　工业是现代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一个世界级的卓越城市离不开现代制造业，于是就有了“工业联动”。

　　这十六字开发战略落到实处，便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还有那么多的道路、桥梁、隧道。

　　这十六字开发战略，是个点石成金的战略。这一战略之所以能够运行成功，其实质是开发者敏锐地看到了、成功地激活了上海城市综合文化资本。这个城市综合文化资本，包括卓越的禀赋资源、丰厚的文化底蕴、完整的工业门类、充沛的人力资源，也包括上海人在国内、国际享有的难以量化而又极其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上海的王牌、素质、品格。

　　试想，“土地空转、批租实转”如果不是在上海，而是在荒凉冷僻的山沟沟里，那土地能空转得起来吗？上海能够成功地将自身综合文化资本激活，将无形资本化为有形财富，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奥秘所在。

　　这十六字开发战略的制定，体现了开发者超乎寻常的全球意识、现代意识，集中体现在当年的浦东开发规划上。这一规划视域广阔、理念超前，涉及产业结构演变、人口增长、市域扩大、土地利用和开发、交通及市政建设、浦东与浦西联系、上海与长三角联系等多方面因素。

　　规划中，不光何处是金融区、何处是保税区、何处是出口加工区，标识得一清二楚，而且连何处是高楼、一共有几幢摩天大楼、何处是公园、何处是环线、何处是中央大道，均设想周全、巨细无遗。上海各界对浦东新区的定位，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是一个布局合理、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新城区。

　　更值得赞赏的是，开发者对规划的制定极其认真，对规划的执行极其严格，一张蓝图管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绝无换一代领导换一通规划的弊端。这也是浦东开发日新月异、渐臻佳境的原因所在。

　　高度自觉、充满自信的境界

　　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是开发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创造性实施国家战略的结果。开放、创新是最为鲜明的特色。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品格。

　　开放贯穿浦东开发开放全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发思路的开放。

　　对于浦东如何开发，上海市领导曾多方征求意见，包括征求海外专家的意见。1987年，上海设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聘请美籍华人林同炎院士为高级顾问，成员包括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陈乃东、迈克尔·梅耶和梅尔·莱恩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克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建规划系主任阿伦·维格布斯、新加坡OCBC银行执董黄延康等。国外顾问研究小组的联络地点设在美国加州，上海市领导多次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

　　1989年，又建立“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制度，邀请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瑞士、法国、日本、荷兰等国家12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作为市长咨询会议的成员，就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讨论，每年一次。到第十年，咨询会议参加者增至12个国家、33家公司的董事长、总裁。1995年后，又增设仅由市长和成员参加的内部会议，就一年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讨论。

　　从1990年到1999年，这一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有：上海如何成为金融中心，上海工业部门如何取得高附加值，上海如何成为贸易和物流中心，上海如何创立中小企业和如何搞活国有企业，上海电信与航空运输业发展，上海城市规划和开发人才资源，上海金融业发展回顾，如何把上海建成国际商贸中心和下岗待业人员就业培训，上海如何面向21世纪，金融风险管理问题，等等。

　　这一会议，借用外脑，集思广益，围绕上海创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等议题，围绕上海改革开放中的诸多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供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对浦东开发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上海也因此确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是项目设计的开放。

　　陆家嘴金融区的设计，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的设计，世纪大道、世纪公园等浦东地标建筑的设计，均广邀天下贤才参与其事，并在全球公开招标。各个项目设计单位的最后确定，并不在乎这个单位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而主要听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意见。而专家委员会成员的遴选，主要看其学术水平和业内地位。

　　金茂大厦设计竞标单位有十多家，都是世界著名设计公司，最后中标的美国公司，获得2/3的票数，可谓众望所归。陆家嘴地区的综合设计，是经过国际招标，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的五个著名设计事务所共同参加设计，分别形成五个方案，最后各取所长，综合成一个方案。

　　三是面向全国各地的开放。

　　开发浦东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带动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因此，面向国内开放是开发浦东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浦东在开发之初，便以成本价批给兄弟省市和中央部委一些土地，让它们打下在浦东发展的基础。于是，裕安大厦（安徽）、江苏大厦、嘉兴大厦（浙江）、齐鲁大厦和石油、化工、电信、煤炭等一批省部楼宇拔地而起。广受赞誉的金茂大厦，便是由国家外经贸部牵头、多家央企出资兴建的，故以“经贸”的谐音取名。

　　创新是上海城市品格的灵魂，贯穿于浦东开发的始终，也体现在浦东诸多项目的实施和法规制定上。上世纪90年代初，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规划设计需要严格保密，但陆家嘴规划率先打破惯例，向全世界征求方案，搞国际方案招标。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更是重要的制度创新。邀请外国专家参加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拿出来请大家讨论，也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浦东的开发战略是创新战略，浦东的规划也是创新规划。从技术创新层面看，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等地标性建筑，每一座都是众多创新的集成。金茂大厦在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方面，环球金融中心大厦结构施工所采用的整体提升钢平台模板体系，上海中心大厦在主楼塔冠阻尼器使用方面，都有众多技术专利，富含创新成分。

　　创新方面，就其难度及其对全局影响而言，莫过于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证券交易是通过市场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在近代上海早已有之。此前，证券交易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皇冠上的宝石”，但其本身只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手段，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性质。可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证券交易被视为万恶资本主义的标志。对于筹建证券交易所一事，人们普遍心有余悸，担心犯政治错误。邓小平同志表示：“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有此“尚方宝剑”，上海证券交易所得以在1990年12月破冰开业。

　　浦东开发开放30年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可以归纳为四句话：无分中西，不别社资，民祉为鹄，美善所是。在为何开发、如何开发方面，广泛汲取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不管其源自中国还是西方，也不去争论其姓“社”还是姓“资”，最终衡量标准就是“真善美”，也就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归根到底，“民祉为鹄”，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宗旨。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境界、一种充满自信的境界，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初心的无私境界。（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