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红星》报坚持出版，先后开设了“红军纪律”“群众工作”“自我批评”“法厅”等多个与纪律相关的小栏目，加大对红军纪律的宣传力度。记者在瑞金采访期间，瑞金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红星》报的情况。

　　长征路上的报纸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张“号外”。这张特殊的号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宣传加强组织纪律的内容。

　　严帆介绍，这张号外刊登了《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提出了7项号召，要求各连队用竞赛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号召。这一号召的目的是“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7项号召包括：（1）不乱打土豪，不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文章中特别强调：“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经常通信。”这一特殊的号外，如今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事例之一。从7项号召中，我们看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影子，红军之所以能够在种种艰难险阻中，铁流长驱二万五千里，其根本原因就是党的正确领导和铁一般严格的纪律。

　　加强纪律宣传

　　长征开始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红星》报加强了维护纪律、严格执行纪律的宣传。1934年10月27日的《红星》报上有两篇文章值得我们关注。

　　在《消灭一切脱离群众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的文章中，“要求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坚决保障一切红军战士充分了解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的意义，自动遵守纪律，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针对当时红军沿途依靠打土豪解决给养的情况，这篇文章又指出：“打土豪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反对私打土豪、乱打土豪等。”认为乱打土豪“是违反苏维埃法令与红军纪律的行为，现正严格追究”。

　　在《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一文中强调指出：“现在应当了解我们所经过的地区，是游击区及广大的白区，我们的群众宣传解释的方法应当适合这种环境。如调查贫苦工农的人口、田地，态度是应当和善，绝对不容许跑进门便气势汹汹地问几多人口吃饭，有没有劳动力，一问便把本与铅笔摆出来，使得工农群众不敢答复。”“我们借住民房和进出宣传工作，比较苏区还重要，不准强卖东西，损坏用品应当赔偿，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经常注意纪律的检查。我们要做到红色战士在宿营的短时间中，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

　　表扬与批评

　　《红星》报作为长征途中最受红军欢迎的报纸，总会及时提醒红军战士途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界地区后，《红星》　报及时发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进入四川凉山彝民聚居区后，《红星》报又发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的社论，号召各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并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要主动开展与驻地彝民的联欢活动。

　　对于红军长征途中严守纪律的部队，《红星》报及时给予表扬。如1934年11月14日出版的红星报就刊登了《值得学习的》一文，表扬“‘红垒’的各连自出发以来，对于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非常注意，经过四五次的检查，不上门板、不捆禾草、不打扫房子的现象没有发生”。认为该部队“进行了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干部能够经常注意督促和检查。这是值得各部队学习的”。《红星》报对于红军违反纪律的行为会进行严厉批评，辅仁写的《逃跑的原因在哪里》一文则批评了突围中少数战士逃跑开小差的现象，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记者／张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