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4月下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几份党中央要求张国焘北上和张国焘拒绝北上的电文引得参观者议论纷纷，展板上“西进北上之争”几个字表明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战略分歧。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就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发生了分歧：党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上应承中央北上的决议，背后却出尔反尔，会后对于中央北上的决议一再质疑，并且阳奉阴违。他先是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后来在中央的催促下，不但坚持“趁势南下”的主张，还电令其他部队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公然宣布另立党的“中央”。张国焘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行动。

　　团结是根本利益所在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不得人心的。党中央先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许多红军指战员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承认张国焘另立的“中央”。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马上报告毛泽东，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这时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中央才得以脱离险境。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曾经逼迫朱德、刘伯承进行表态。根据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朱德在会上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刘伯承则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就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朱德、刘伯承都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道：“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伯钧等同志还曾经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

　　不可忽视的反面教材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会发现，红军一次次夺取战机、征服艰险、转危为安的胜利，是和红军始终听党指挥、严格遵守纪律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党的纪律。1927年中共五大上，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言论和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守的一切行为规范，是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行为准则。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正是因为拥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党和红军才能最终赢得胜利。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党史上不可忽视的反面教材，是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由于张国焘挑起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数翻雪山，往返苦战在川康边界，经历了无数曲折和磨难。同时，也正是由于广大红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捍卫党的政治纪律，才赢得了同张国焘斗争的胜利，最终使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确保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记者/张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