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党落脚延安后，虽然处于相对和平安逸的环境中，但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自省，始终牢记纪律的重要性。

　　贰

　　从党的历史来看，“什么时候团结统一，什么时候就有力量，革命就顺利；反之，则会陷入涣散分裂、艰难困苦，甚至是危机的境地。”

　　叁

　　党不仅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还有权力、金钱的考验，以及功劳和法纪的考验。开始局部执政的党必须回答“如何治党管权”的问题。

　　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落脚在延安，从此开始了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时期。1937年至1945年，延安成为全国敌后抗战的指导中枢，是引领抗战最终走向胜利的心脏地带。彼时，党的力量由小到大，中国革命的力量亦由弱到强。

　　1940年2月，毛泽东评价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概括出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是强化纪律、高度廉洁的执政。

　　正如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出现“三多三少”现象

　　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　‘亡党亡国亡头’，就不可避免。我们党是一支战斗的党，依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纪律。”这段话来自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由此可以看出，党落脚延安后，虽然处于相对和平安逸的环境中，但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自省，始终牢记纪律的重要性。

　　2015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组织编写了《精神的力量——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一书，该书第十五章专门论及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本报特别报道组在延安采访期间，负责该章撰写工作的孙春鹏老师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孙春鹏认为，延安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精神优势，“我们党为什么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一因有科学而坚定的理想信念，二因有铁的组织纪律。”

　　延安初期是党发展严重受挫的低谷期，当时仅有几万党员（1937年有4万党员），根据地岌岌可危。战胜困难的途径是壮大队伍、争取民心。因此，党着力于锻造坚强统一、清正廉明、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队伍。抗战开始后，随着边区改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因统一战线构成复杂，新党员缺乏教育与训练，加之国民党采取溶共政策，诸多新的考验更加要求党必须确保组织纪律性。所以，中央及党的领导人一再告诫全党，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拒绝“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坚决保持纯洁性。正如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所写：“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1939年以后，日军‘扫荡’的重点是华北地区，敌后根据地的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个别党员不愿意到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去。”孙春鹏所说的现象集中体现在一个名叫刘立功的党员身上。

　　刘立功从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基层工作。但刘立功不同意，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老家工作，甚至扬言要退党。党组织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先后7次同他谈话，但他执迷不悟，拒绝接受党的决定。最后，刘立功被开除出党。陈云曾为此事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立功的党籍》一文，发表在1939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

　　孙春鹏说：“刘立功事件在延安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家自觉检查自己是否遵守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后还未到岗的干部，则立即出发奔赴岗位。当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即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