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田勇

　　在中国，名山之中多无帝陵，而帝陵也多不建于名山之中。但在锦州北镇，这一“定律”被打破了。根据《辽史地理志》和《契丹国志》记载，辽代五陵中的显陵和乾陵建在医巫闾山内，两陵埋葬着包括世宗耶律阮在内的三位皇帝，人们耳熟能详的萧太后也葬在此地。

　　医巫闾山被视为福地

　　医巫闾山，绵延起伏，如一条蛰伏的巨龙，巍峨耸立，雄镇北方。

　　北镇市旅发委副主任贾辉花十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大契丹国皇帝陵》，这本书主要讲述契丹王朝五座皇陵的地理位置、丧葬制度、埋葬人物，填补了中国帝王陵寝中唯独没有契丹帝陵成书的空白。

　　来到医巫闾山东麓的龙岗墓葬遗址，贾辉仰望面前的医巫闾山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既有五岳的气势磅礴，又有江南的灵秀婉约，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医巫闾山恰如繁花似锦中的奇葩，汇聚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文化精髓，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瑰宝。

　　根据《辽史宗室传》等史料记载，辽代五陵中显陵和乾陵就在医巫闾山内。显陵埋葬着后来被追封的义宗耶律倍，以及世宗耶律阮和世宗怀节皇后、世宗甄皇后；乾陵埋葬着景宗耶律贤和他的皇后萧燕燕，再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

　　平王耶律隆先、秦晋国王耶律隆庆、晋王耶律隆运、周王耶律宗业、魏王耶律宗政、郑王耶律宗允、广陵郡王耶律宗教，共计七位辽代王爷也分别长眠在显、乾二陵。

　　为什么如此多的辽代帝后和贵族埋葬在医巫闾山？贾辉向记者解释说，公元947年，也就是世宗天禄元年，在耶律德光死后，耶律阮受到契丹贵族支持，抢先登基为帝并来到汴京迎回耶律倍的灵柩，因为耶律倍生前曾深爱医巫闾山，所以埋葬在此。虽然耶律倍生前没有成为辽朝皇帝，但是辽代九位皇帝有六人是其直系子孙，他们死后自然愿意沿袭旧俗葬于祖先的旁边。

　　医巫闾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一处与名山相依的帝王陵墓典范。贾辉说，后来的明朝也沿用因山设陵的习俗，但是明十三陵所在天寿山不能与医巫闾山相提并论。

　　贾辉还带领记者来到北镇市新立村，那里埋葬着文忠王韩德让继子耶律弘礼，远看山顶上的骆驼峰形态逼真、双峰饱满、四肢粗壮，仿佛天造地设、惟妙惟肖。“骆驼饱含着契丹人挚爱深厚的情感，既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民族的图腾。”贾辉还以乾陵所在地向记者举例，其显现的山形为“凤头龙尾”状，从远处望去好似振翅欲飞的凤凰。

　　正是因为辽代因山设陵、因陵设州、因陵设邑、因陵设军的帝王陵奉陵邑管理体制，让医巫闾山成为辽代第二个政治中心。

　　贾辉紧接着向记者解释说，辽代有六位皇帝先后40多次来到医巫闾山，比如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在位48年来此15次，其中有一次在医巫闾山住了四个多月时间。随着北镇辽代墓葬群的发现和挖掘，大量的国宝级文物也得到有效保护，尤其是以哀册为代表的墓葬品相继出土，为研究辽代历史和文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帝陵位置已基本确定

　　虽然史料翔实记载了显、乾二陵位于医巫闾山，但是墓葬究竟在何处却是始终未能解开的谜团。

　　“女真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契丹人欺压，当女真建立政权后便开始疯狂地报复。”贾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辽史》等史料中均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载，而且盗墓行为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进行的，比如《辽史》中记载：天庆九年，金人先破乾、显等州，如凝神殿、安元殿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殆尽，挖掘金银珠宝。

　　“在很多辽墓中都能看到火烧的痕迹，比如发黑的木头和焦灼的壁画等。”贾辉还向记者介绍说，契丹民族“凿山为穴”的传统习俗，也给寻找显、乾二陵制造了很多困难。

　　与此同时，显、乾二陵在近代也多次遭受有组织的盗挖。比如龙岗子方形琉璃墓葬四号墓，前前后后总共有七个盗洞，涉及多个朝代，从金灭辽时期到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甚至是现代鉴宝热导致的盗墓狂潮，让这座琉璃大墓如今已被洗劫一空。

　　为尽快让医巫闾山辽代帝王陵得到有效保护，近百年来大量考古工作者始终在探寻两座陵寝方位，随着医巫闾山辽墓考古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取得了突破。

　　在民间方面，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金毓黻和李文信等学者多次前往医巫闾山，做过不同规模的考古调查以确定显、乾二陵位置；在官方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也开始对医巫闾山辽代帝王陵进行保护性发掘，并发掘出耶律宗政与秦晋国妃的合葬墓，以及耶律宗政其弟耶律宗允的墓穴。

　　2015年，辽宁考古研究所在北镇发现耶律弘礼墓志，确定文忠王韩德让“乾陵侧”的位置，直接锁定景宗耶律贤与其皇后萧燕燕的乾陵位置。根据现有的调查成果可以确定，医巫闾山东麓的二道沟和三道沟，分别对应为辽代帝王陵的乾陵与显陵。

　　“根据已经出土的哀册和墓志铭，对于修正《辽史》有着重大的意义。”贾辉对记者说，虽然由契丹建立的王朝已经消亡，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辽代五座帝王陵分布在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也是两地人的骄傲和自豪，更对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人文习俗、文化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北镇市已经开始着手并率先建议，将当地两座辽陵与内蒙古自治区三座辽陵“捆绑”加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进而对辽代帝王陵墓进行有效保护。

　　手记

　　守墓人

　　龙岗子村位于医巫闾山东麓群峰幽壑之中，相传始建于元代的村落如今有村民2000多人，因为辽代帝陵的相继发掘而更具历史厚重感。

　　“最早发现辽墓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天村民正在大队带领下挖防空洞。”村党支部书记崔凯宇告诉记者，结果一铁锹下去，挖出来进深有七八米的“大坑”，有胆子大的村民壮着胆子跳进去，发现那是不知何时所设，也不知何人所有的墓葬。

　　当大队把情况上报到文物考古部门后，最终确定那是耶律宗政与秦晋国妃的合葬墓，而相隔差不多十米则是其弟耶律宗允的陵墓所在。

　　事实上，在北镇市龙岗子村的考古发现不止于此，在耶律宗政墓附近，村民还发现疑似陵寝，但是碍于地表有住户并大面积种植作物，目前文物保护部门还未进行保护性发掘。

　　村民们还经常在盖房子和挖菜窖时，发现与辽代有关的金银首饰或器皿。比如，村民翟风君曾经捡到金镯子，村西的老人捡到过佛珠子……

　　因为对于历史文化的推崇，让村民们对医巫闾山的辽陵如数家珍：这里不但是辽代五陵中显、乾二陵所在地，而且还埋葬着辽代数不清的皇亲国戚。

　　“只要有墓就会有盗墓贼，我们对此也是格外担忧。”崔凯宇说，辽墓因为金朝的系统性破坏，至今有着“十墓九空”的民间说法，所以保护工作也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村民们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广泛开展法治工作并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们知道文物古迹的重要性，这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财富。

　　韩氏家族与辽代皇族同兴衰共荣辱

　　7月17日，在距法库县城西12.5公里处的四家子村，记者顺着村间小道向北侧的山岭一路走去，行经处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山坡，山势不高，地面上还可见散落的辽代的瓦砾残片。与记者随行的法库县文物办主任刘洋称，这里就是“四家子城址”。而这座南北长230米、东西宽190米的土筑古城址，过去从无人知，也不了解其建置情况，又是何州县名称，是1973年被发现和考证认定为辽代汉臣韩德让所建的头下州——宗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特别设立的一种建置，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建的，只有契丹贵族才能建立自己的头下军州，按辽代当时规定是：“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牲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可见当时这种制度还是很严格的。而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这座古城址，考证其为宗州以后，得知是为辽代的汉人韩德让所建。

　　韩德让是葬在契丹皇陵中唯一的汉人。然而，不只是韩德让一人，玉田韩氏家族在契丹政权内部地位都极其显赫,是继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之后的第三大家族。

　　韩氏家族入辽后徙居柳城，家族成员人数众多。据现有资料记载，对其家族成员可追溯十二代百余人。自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开始，韩氏家族成员仕辽者多达66人。韩知古六岁时被俘到辽朝，成为辽的奴隶，不过韩知古在辽朝发展很快，阿保机三年就已经是尚书左仆射。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封秦王。契丹王朝对西南面戍守相当重视，可见对韩匡嗣的信任和倚重程度。

　　真正让韩家闻名于辽朝的是韩知古之孙，韩匡嗣之子韩德让。他在辽景宗时期就已经是南院枢密使，圣宗时期，做到了人臣极致，为辽国的齐王、大丞相、南北枢密使，集辽国军政大权于一身。辽圣宗二十二年，韩德让更被赐姓为耶律，成为阿保机这一系季父房中的一员，爵位还在亲王之上。这些还是次要的，韩德让的受宠还在于萧太后和辽圣宗对他的态度。据史料记载，涿州刺史耶律虎古，因对韩德让无礼，韩德让竟然当庭将其击死。一向以执政严明，在国内推行杀人偿命制度的萧太后眼睛一闭，硬是就当没看见。一次萧太后观看打马球，韩德让出场时被契丹贵族胡里室误撞坠马，萧太后立刻将胡里室斩首，群臣面面相觑，不敢出一言相救。

　　在韩德让这一“德”字辈中，有6人为节度使以上级别。第四代“遂”字辈权重位显者颇多。可以说，至此，这一家族已完全得到了契丹贵族的认同和倚重。另外，第五代“元”字辈和第六代“承”字辈的后人，均有职高位显的代表。

　　韩氏家族与皇族和后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家族成员与后族保持着通婚关系，这种姻亲关系为韩氏家族形成了一种保护和庇佑。

　　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曾经说过：辽代韩知古家族与辽代皇族同兴衰、共荣辱。韩氏家族的兴衰荣辱就是整个辽朝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