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历史文化词条17

    万佛堂石窟 位于义县西北九公里大凌河北岸。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东西长约200米，分东西二区共十六窟。是仅次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中国长城以北最大最早的佛教艺术宝库。

　　记者张晓丽 陈琳琳

　　在营口市熊岳古城西北，有一座火山公园。园内一座飞檐翘脊的古典楼阁建筑，名为“海岳楼”。楼阁正面题有楹联：紫气东来燕绕雕梁火石山涅槃浴鸾凤，红霞西映仙居华地海岳楼风雨洗庭筠。这座仿古建筑其实是仿照金代熊岳王家的海岳楼而建。

　　名士之后

　　在800多年前，建在熊岳古城内的海岳楼是辽东第一楼，由“辽东夫子”王遵古所建，高4到5丈，相传里面挂满了诗书画大家的字画，堪称中国书画艺术的殿堂。如今，金代的海岳楼已然不存，熊岳王家也难寻踪迹，王氏家族只有少量诗词、书画流传至今。

　　营口市博物馆副馆长阎海曾对熊岳王家进行过考证，他说：“在金代文坛，东北地区以熊岳王氏家族为首，虽然王氏家族在政治上不及其他家族显赫，但对文学的贡献尤为突出。”

　　熊岳王氏家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始祖可追溯到汉末名士王烈，至今留有“王烈遗布”的典故。为了躲避战乱，王烈从山东来到辽东，定居于此。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发展，王氏家族在辽东逐渐成为世家大族。金初，熊岳王氏家族的王政出仕金朝，是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重要官员，成为整个家族中官职最高、政治成就最大的人，为其家族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王政的儿子王遵古是金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王遵古好学守道，在各个任职上都勤于政务，业绩突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兴学重教，不论到哪儿为官，“所居必兴学”。由于文采风流，重视教育，天下士人都尊称他为“辽东夫子”。

　　王遵古有四个儿子，其中次子王庭坚善于写诗，在当时很有名，三子王庭筠的文学造诣最高，文学艺术成就远胜其父，是金代颇负盛名的文学家。

　　照映一时

　　营口市博物馆的“营口古代文明展”着重介绍了王庭筠和他的书画作品。展板上复制了《墨竹枯槎图》，是王庭筠画作的传世孤本，笔墨不多，意趣横生，图后题文：“黄华山真隐一行涉世，便觉俗状可憎，时拈秃笔作幽竹枯槎，以自料理尔”，行笔沉着，章法疏密间富于变化，展现了王庭筠独具一格的书法、绘画成果。

　　比起书法与绘画成就，王庭筠的文学成就更具影响力，在当时有着“文采风流，照映一时”的美誉。东北史学家金毓黻称他为“文人冠冕”。有当代文学评论家给予王庭筠这样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曾在明昌、承安年间左右了金朝的文坛。”人们总是习惯于认为，金诗不过是北宋诗的延续，其实不然，金诗在继承了唐诗、宋诗、辽诗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到了金代中期，诗歌的创作在北方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展现出不拘一格、风格多样的发展态势。王庭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金代后期文学批评家李纯甫曾对金诗的发展变化做出概括：“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东坡即苏轼，黄庭坚号山谷道人，而黄华山主是王庭筠的号。在北宋苏轼这座令人仰止的文化高山面前，黄庭坚紧随其后，对金朝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王庭筠能够排在他们之后，自成一家，足见才学之高。遗憾的是，王庭筠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然散佚，只留下了《藂辨》10卷、《王翰林文集》40卷。

　　文化高峰

　　王庭筠能够在金代文坛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其家族的诗文熏陶密不可分。

　　“毋庸置疑，熊岳王氏家族的文化成就在王庭筠这里达到了高峰，而这个高峰又是耸立在高原之上的。”阎海将王庭筠比喻成文化高峰，把人才辈出的王氏家族比喻成文化高原。

　　在金代，熊岳王氏这样的文化世家并不是个例，各地都出现了以文化著称于世的家族。文学家族的兴盛，反映了金代汉人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文人士族自觉以家庭为核心，进行文学创作。浓厚的文化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文化教育共同提高了这些家族中文学家的素质和才能。

　　此外，文学家族之间相互联姻，也为家族的兴盛提供了新的血液，为家族子弟治学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熊岳王氏与辽阳张氏互相通婚，王遵古“娶太师南阳郡王张浩女，生子四，庭筠则其第三子也”。王庭筠又娶了张浩的孙女、自己的表妹。

　　王庭筠的舅舅张汝方、张汝霖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颇深，张汝方比王庭筠稍长，曾经共同奉旨品第秘府法书名画。高氏家族的多产诗人高宪是王庭筠的外甥，“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他深受舅父王庭筠的影响，诗文书画都有王庭筠的风格。

　　影响后世

　　王庭筠无子，按照习俗他将侄子王万庆过继来当嗣子。在王庭筠的言传身教之下，王万庆深得真传，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在王庭筠这座巍峨高峰之后，他的文学艺术才华被其子、侄、外甥乃至孙辈所继承，熊岳王氏家族这片高原得以绵延不绝，使得熊岳王氏的文化影响一直延续到元代。

　　提起金代文人，“一代文宗”元好问是最著名的。元好问自幼学习王庭筠的五言诗，深受其影响，“尝梦寐见之”。在王庭筠过世半个世纪后，王万庆找到年过花甲的元好问，请他为父亲王庭筠写一篇碑文，元好问欣然应允，从此留下了《王黄华墓碑》一文，让我们能够跨越历史去了解王庭筠的生平与成就。元好问在《中州集》中称赞王庭筠“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又在《王黄华墓碑》中说他“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

　　阎海说，明代以后，中原士人对辽金时期的北方文化缺乏了解，使得包括王庭筠在内的辽金文人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连解缙这样的大文人都把王庭筠误认为是米芾的外甥，以至于以讹传讹了数百年。如今，学者对于王庭筠及其家族的研究日渐增多。“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个写王庭筠传记的人”，阎海非常推崇王庭筠，他与营口历史学者孙士承共同撰写了《王庭筠与熊岳王氏家族》一书。

　　盘点

　　文学世家显赫一时

　　辽金时期，文学日渐兴盛，诞生了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他们皆出自今天的辽宁地区。除了熊岳王氏家族，李、张、高三家也在当时的文坛显赫一时，但是因为金代文献散佚严重，这些文学家族的作品传世不多。

　　张氏

　　辽阳张氏一门三代出了两位宰相、四个节度使，是官宦世家，也是文学世家。张氏家族要从张浩说起。张浩是金初至金世宗五朝重臣，累迁尚书令。后人称他在朝“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是金代历史上的一代名相。张浩博通经史，尤长于诗，有《华表山人集》，可惜已经散佚不存。张浩有6子，有诗文传世的有4人，他们都有着很好的汉文化修养，文学创作也足可称道。我们可以根据遗留下来的部分作品，窥见其不凡的文学成就。

　　高氏

　　高氏文学家族以高衎、高宪祖孙二人并著。高衎是金初至金世宗时期的名宦,官至吏部尚书，如今仅有《金文最》中《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一篇传世。高宪是金代末期一位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他作品良多，“年未三十作诗已数千首”，有辽东奇才之誉称。高宪生活于乱世，仕途不达，死于蒙古攻克辽阳时，是李、张、高三望族中创作成就最高、今存作品最多的、唯一有词传世的文学家。

　　李氏

　　李氏家族先后出现的重要文人有李石和他的儿子李献可。辽阳李氏在金代的政坛显赫，李石历经金初到金世宗五朝，官至宰执，颇有建树。他的姐姐是金世宗的生母，他的女儿是金世宗元妃。根据李石留存至今的4篇散文，我们可以发现李石的文风质实而少华。李石的儿子李献可是金代中期诗人，元好问编定的金朝诗歌总集《中州集》存录了他的两首诗，分别是《清水寒食感怀》《召还过故关山》，诗情盎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

　　通过科举选拔大批汉人才俊

　　辽金时期的科举制度如何实施？其后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高福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德朋，为大家进行了解读。

　　促进民族融合

　　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辽朝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其科举应试对象主要针对汉人，而北方游牧民族如契丹人等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据史料介绍，辽代科举制度当时效法唐制，设乡试、府试、省试三级，后又增加廷试(即殿试)。

　　“在辽朝诸帝中，最重视科举考试者，莫过于辽圣宗，据《契丹国志》记载，当宋朝‘信使’入辽，圣宗常常先取宋朝《登科记》，了解宋朝使者的科举等甲高低、进士及第年月，以作赐赉物品的依据，足见圣宗对科举进士的崇敬程度。”高福顺说，经过圣宗的不懈努力，辽朝科举考试发生巨大改变，由辽初具有随意性的特征而逐渐制度化。在圣宗朝，不仅确立了“贡举法”，使辽朝科举考试有章可循，而且还将科举考试的地域范围开放至整个辽朝统治的范围，录取规模也逐渐扩大，以至于道宗时有些科次录取人数规模达到138人。

　　在诸多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人才之中，高福顺特别提到了以梁援为代表的梁氏家族，是辽朝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大影响的科举家族。梁援是义县科举史上唯一一名进士科状元，自幼博识强记，善于辞赋，5岁能诵读《考经》《论语》《尔雅》等儒家经典，11岁便精通“五经”，13岁能撰“牵马岭碑”碑文，得到世人称赞。26岁考取状元，步入仕途，成为辽朝官僚体制中的官员。

　　高福顺表示，辽代科举考试制度虽在其规模和影响上，以及在管理水平和考试的标准化方面都远不如唐、宋，在实施范围上又带有一定的狭隘的民族局限性，但辽代的科举考试的实施，对于辽代加速其封建化的进程，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于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促进北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它还为金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辽宁籍进士

　　虽然实权职位特别是最高层职位，大多由女真人把持，但汉人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找到了进入官僚集团的重要途径。“从时间分布看，金代辽宁籍进士几乎覆盖了各个时期。”王德朋说，在金代，有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员通过考中进士，而不是通过其他渠道取得高位。

　　王德朋说，金代的科举制度是在总结了辽代科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就是说金代科举虽采唐宋之制但能扬长避短，对进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选举之法亦非常严密。

　　金朝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妥协，它试图形成一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在作为它人口组成部分的不同民族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在对汉人采取开科取士制度的同时，也对此加以一些限制，并为女真人的入仕升迁保证了种种优先权，这无疑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的确，在金朝，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另外两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辽与元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