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昕

　　契丹人的后裔现在生活在云南的大约有15万人，分布在保山、临沧、大理、西双版纳等地，其中居住在施甸县的最多。施甸县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风俗，当地的契丹后裔已改姓为蒋、李、赵、何等姓。

　　7月底，本报记者前往施甸县实地采访，受到蒋家族人的热情欢迎。

　　辽宁历史文化词条18

　　辽塔

　　辽宁境内的辽塔有40多座，占中国保存至今的辽塔总数的近一半。辽塔的建筑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手记

　　契丹人去哪儿了

　　伴随着辽代的灭亡，曾经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契丹人的去向，今人不得而知。

　　近日，记者在云南保山采访时，在施甸长官司的院子里发现了一张契丹后裔迁徙图。迁徙图旁边附有说明文字，详细介绍了契丹后裔的迁徙轨迹。

　　700多年前，契丹一支随元军南征川滇，屡建战功，元末阿苏鲁被授万户，任施甸长官司正长官。历经明、清两朝600多年生息繁衍，现有契丹后裔9万多人聚居于施甸，传承和保存了较多的契丹历史文化气息，至今仍留存长官司署、长官司族谱、阿苏鲁墓、契丹小字、耶律宗祠、姚关大乌邑蒋氏祖祠、由旺土主庙等众多遗迹，是全国唯一留存的契丹后裔遗址，是国内外辽契丹史研究的重要园地。

　　从东北大地，一路走到西南边陲，如此遥远的距离，契丹人是沿着怎样的路线走的？契丹文化研究学者蒋启坤向记者介绍说，13世纪初叶，蒙古族相继征服了西夏和金。在金统治下的契丹人纷纷投向蒙古贵族。他们被编入“探马赤军”中，随忽必烈征服大理并参加统一全中国的战争。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先后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基本上占领了云南地区。随蒙古军征战各地的契丹族官兵，当战争告一段落时，基本都留在各地从事防戍和屯垦。于是，入滇的契丹族军官与士兵就地安家落籍，开启了契丹族入居云南之先河，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代成为契丹后裔。

　　根据迁徙图显示，契丹人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上京出发，一路穿过辽宁到达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桓州，再到山西，一路向西南方向行进，通过四川抵达今天的云南省大理、保山市一带，最终落户施甸。

　　在施甸我们见到了契丹后裔

　　7月30日中午，记者抵达云南保山机场。坐在前往施甸县的汽车上，高速公路旁一个广告牌引起记者注意，广告牌的内容是宣传施甸契丹古镇。到了施甸县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何卫锋和契丹文化研究学者蒋启坤格外热情。蒋启坤拉住记者的手说：“老家来人了，欢迎你们啊！我们的祖先从东北走出来，今天你们从东北来这里找我们。这是缘分啊！”

　　“走，到宗祠看看去。”蒋启坤带路，与记者一行驱车赶往蒋家祠堂。由于下着雨，路上有些泥泞。走过几段蜿蜒的小路，车停在施甸县木榔村蒋氏宗祠的门前。“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宗祠门前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宗祠正在修缮。天井左侧，几位老人正在聊天。听说记者来自契丹人的故乡辽宁，老人们兴奋起来。82岁的蒋蔚美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是契丹后裔。他从小就在这个祠堂里跟着老人祭祖，现在老了，依然愿意在这里聊天，喝茶。他指着头顶的旧照片说：“这些都是我们蒋氏有些头脸的人物。能把照片挂在这里，是我们契丹后裔的光荣。”照片里有蒋启坤的父亲，他主动研究家族历史，带动了不少年轻人学习和研究契丹文化。蒋启坤小心翼翼地拿出蒋氏家谱，为记者仔细解读。

　　宗祠里多处出现“青牛白马图”。保山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蒋开磊介绍说，“青牛白马图”雕像展示了契丹人的起源，代表了契丹皇族的标志。

　　宗祠正堂悬挂着耶律阿保机的画像。左右两边，是用玻璃罩住的几块古老斑驳的门板。蒋启坤指着门板花纹说，这些旧门板上雕刻着骑马、破冰捕鱼等北方游牧民族元素，证明契丹人迁至云南后，从未忘记过在北方的游牧生活。之所以要重修祠堂，是因为在契丹后裔看来，这里不光是他们每年祭祖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他们印证身份的地方。

　　契丹后裔迁徙的缩影

　　离开祠堂，记者随蒋启坤来到了施甸长官司府署。保存完好的施甸长官司府署具有600多年的历史，对契丹民族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明史·土司传》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赐冠带。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朝廷任命阿苏鲁为施甸长官司长官，阿苏鲁便是契丹后裔在滇西的先祖。当时阿苏鲁管辖的地方相当辽阔，朝廷为他颁发过“牛皮圣旨”，让其子孙永世管理这里。

　　走上几级台阶，推开吱吱嘎嘎作响的木门，整个院内只有一位孤独的看门人，他正坐在幽静的小院里晒着太阳。

　　蒋启坤说，施甸长官司始建于元代，现建筑为清代重修，分上下两院。上院原为生活区，后改为佛寺，有山门、过厅和大雄宝殿等建筑。下院原为行政机关，有过厅、厢楼和正堂等建筑。施甸长官司在元明清时代管辖今昌宁柯街以西和施甸全县的大片土地，是当时永昌府辖下重要的土司政权之一，明代长官司副长官阿苏鲁墓就位于司府署的东坡。

　　记者仔细参观了长官司的下院，也就是行政机关。院子右侧有一条路通往上院。一座满是青苔的假山在院落一角，旁边的皂角树落了一地果实。蒋启坤拾起一颗告诉记者，将它们剥开挤压出汁，混在清水中洗头，能洗出一头乌黑清香的头发。

　　院中正堂门前摆放着展板，展板的内容是讲述施甸长官司的由来。元末明初，在元代所置的施甸长官司承袭至明初时，因永昌万户阿凤的归顺，带动了已经军转民屯110多年的施甸长官司在静观事态两年之后，迅速向明王朝投诚。因当时滇西大局未定，明朝为笼络各族民心，诏令:只要滇西各族土官愿意归顺，并向朝廷纳贡，即可保留土酋原职。这种在时代大变革时期能委曲求全而保全实力的做法，为施甸契丹后裔的发展和繁荣赢得了空间。

　　何卫锋告诉记者，施甸县每年会有关于契丹文化的专题研讨会。虽然县不大，但许多知名学者都来过这里。

　　打造契丹文化品牌

　　采访当天的傍晚，蒋启坤和何卫锋带着记者来到县城的月潭公园。公园四周的路灯，以日与月等契丹文化元素为造型，清澈见底的湖水、站在驼车上挥舞令旗的萧太后雕塑、空地上供孩子们玩乐的细沙……每处细节都凸显着契丹元素。

　　萧太后雕塑下方是她的生平简介，当记者告诉何卫锋文字介绍中萧太后所葬之处乾陵位于辽宁的北镇时，她兴奋地说：“过去不知道乾陵在哪里。以后要标注上‘今辽宁北镇’，这样，我们施甸就有更多契丹后裔了解祖先是从辽宁走到这里的。”

　　蒋启坤自豪地说：“全国各地的文化广场大同小异，但我们施甸的可是经过专家提意见的，非常有特色，一定会让你们耳目一新。”带着一丝好奇，记者随蒋启坤和何卫锋前往让他们引以为荣的青牛白马广场。

　　站在青牛白马广场，的确震撼。占地面积5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上，两边分别有一座女子坐青牛、男子骑白马腾云的雕塑。广场两边分别有九根文化灯柱。灯柱上雕刻着“莽廷瑞筑姚城”“风烟豪杰——武略将军”“首任长官司——阿苏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等施甸《耶律族谱》记载着的传奇人物和重大事件。灯柱外延是13面契丹文化浮雕墙，从北到南，讲述契丹人的起源、历史变革、落籍施甸情况以及当下的生活现状。广场正中央是一面近百米长的大型浮雕墙。浮雕上的图案从神册元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王朝，到宋辽和平共处，到辽灭亡，契丹军队参加忽必烈南征大理国，落户施甸驻守边疆。何卫锋说，落户的契丹人与当地民族融合，反映出契丹先民保卫、开发边疆，促进民族团结。

　　最让记者感到奇特的是广场连接着“三馆”——县情展示馆、图书馆和城乡规划馆。所谓奇特，因为它们的外形都是蒙古包造型。这样的设计让蒋启坤很欣慰。他说，外观建筑突出契丹文化特色，有助市民和游客休闲健身之余，对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蒋开磊告诉记者，这几年施甸县对契丹资源的挖掘、文化品牌推广的力度很大。无论是邀请全国各地辽金史学专家交流研讨，定期上门回访互动沟通，还是与全国各地契丹后裔联系，分享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契丹后裔占全县总人口的1/4还多的县城，充分研究、挖掘、保护和开发契丹后裔的文化元素，不但可以打造施甸的文化品牌，还对契丹文化符号保护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来施甸祭祖或感受契丹文化，打造好特色品牌，是每个契丹后裔义不容辞的责任。

　　采访结束后，蒋启坤与记者握手告别。他提出与记者合张影：“还有两个月我就退休了。很高兴在快要离开工作岗位时能为家乡的记者做导游。有机会，我要去辽宁寻亲。”

　　独特风俗延续至今

　　在云南施甸县蒋家宗祠采访时，72岁的蒋明勤老人热情地带领记者四处参观。在正房左侧，记者看到两个分别写有“男家法室”和“女家法室”的房间。记者好奇询问。蒋明勤告诉记者，家法室，就是给不守规矩的蒋家人关禁闭的地方。他举例说，我们契丹后裔讲究孝顺父母。如果谁家孩子对父母不好，就得带到宗祠，接受家法“伺候”。另外，契丹后裔不通婚，如果违背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无论男女都得受罚。

　　在采访中，蒋开磊告诉记者，契丹人进驻云南以后,因长期受当地各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后裔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及待人礼仪等方面的风俗习惯有所改变。但在契丹后裔聚居密集的地方，一些风俗习惯仍被保留，成为契丹后裔特有的特点。

　　异姓通婚

　　元朝派出耶律家族的契丹人远征缅甸后，青壮年男丁就地军转民屯，娶妻生子。西南地区傣族人的生活习性与契丹人差异很大，契丹人只能选择与生活习性相近的山地民族“布朗族”结为对偶婚姻关系。男方对偶的是契丹人，俗称“蒋浦满”，女方对偶的是布朗人，俗称“花蒲满”。为保持契丹血统的正宗，也为了本家族的财产不落入其他家族之手，施甸契丹后裔坚持把姑娘嫁给异族，不能招赘。元代时，契丹男子须娶布朗女子为妻，而契丹女子则要嫁到布朗族群中去。到了明代，施甸县大量汉族迁入，但契丹后裔仍然保持着异姓通婚制度。这一制度延续至今，两个契丹后裔男女之间不通婚。食生肉

　　辽金时期的契丹人以游猎为主，喜欢肉食。

　　在九九重阳当天，就有“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的记载。由于有时在狩猎后无法将捕获的猎物煮熟来吃，只能趁猎物新鲜时吃生肉用以果腹。

　　食生肉的习俗在契丹后裔祖先南迁时带入了施甸县。在结束采访时，蒋启坤好客地邀请记者春节前夕再到施甸县，和契丹后裔们一起品尝丰盛鲜美的年猪饭宴席。席间有一道菜叫水腌菜拌生肉，就是在入冬杀年猪准备过年时，以油菜花腌制的水腌菜和猪的里脊肉为主料，配以辣椒粉、食盐等调料。待食时，把剁成末的生肉放于水腌菜中渍白，然后加入调料搅拌而成。在施甸的旧城、姚关、摆榔、太平等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杀年猪这天不吃水生，这头猪就白死了。”因为水生这道菜酸辣可口，味道鲜美，烹调简便，人人喜爱，被施甸人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成为施甸人年猪饭的主菜。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很多契丹民俗正在慢慢消失。比如契丹人被称为“鹰之族”，过去，每到春、冬季节，村民们便会来到高山之巅，把一只鹰放出去，之后坐等这只“诱饵”引来更多的鹰，群鹰一到，张网便将它们一举捕获。这就是猎鹰，在施甸，村民们都叫“捉鹰”。而现在，出于对动物的保护，这一民俗已不复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这几年随着政府部门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很多面临消亡的风俗正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