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张昕

　　记者在旅顺采访当日，天降大雨。上午，记者走进旅顺博物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下雨，博物馆内依然人山人海。博物馆的展品告诉大家，旅顺有着厚重的历史。它的发展变迁，始终离不开大海。

　　从博物馆走出，雨过天晴。记者拜访当地历史学者，进一步深入探寻旅顺的历史。

　　辽宁历史文化词条26

　　旅顺船坞

　　旅顺船坞始建于1883年，为清北洋水师保障基地，是洋务运动后期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是近代中国船舶工业“四局二坞”之一，在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坞”。船坞架设了东北第一条国内电报线路和中国第一条国际电报线路，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自来水管线，形成了东北第一批产业工人队伍，带动了大连城市的建立与发展。2018年1月，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在大连现代博物馆馆长姜晔看来，旅顺船坞是大连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这座在19世纪堪称奇迹的工业建筑，是大连地区最早的、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工业遗产，它的建成标志着大连工业的诞生。如今，这座老船坞虽然历经战乱，但仍坚固如初，履行着自己的功能，它也是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见证者”。

　　19世纪的奇迹建筑

　　今年9月下旬，国家文物局证实在大连庄河海域发现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经远舰 ”残骸。这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甲午海战遗迹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北洋舰队曾是亚洲第一，这支中国近代化海军舰队成立于1888年，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舰队的基地就位于大连旅顺。大连现代博物馆馆长姜晔说，旅顺船坞是大连重要的工业文化符号。这座在19世纪堪称奇迹的工业建筑，是大连地区最早的、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工业遗产，它的建成标志着大连近代工业的诞生。如今，这座老船坞虽然历经战乱，但仍坚固如初，履行着自己的功能，它也是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见证者”。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83年中法战争，短短40余年，外强入侵中国达8次之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有海无防，只能被动挨打。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一致认为外患已成“心腹之疾”，而非“肘腋之患”，“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展国家久远之图”，必须加强海防建设。

　　从1861年兴起的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到修建旅顺港坞，此时洋务运动的特点是以筹建海防为中心，在从中央到地方洋务派官员中，李鸿章是经办洋务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拥有军权、政权和外交大权，他决心兴办中国自己的近代军港和修船大坞。1880年前，洋务派已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广东军装机器局、大沽船坞。他们加上后来完工的旅顺船坞，就是近代中国舰船工业史中所谓的“四局二坞”。

　　加强海防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建立一支近代海军。为此，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并责令李鸿章专司其事。

　　北洋海军于1876年筹建，至1888年成军，有外购和国产的各种军舰，这支初具规模的舰队必须有归宿停泊之地和修理之所。而此时我国仅有4处船坞：广东黄埔船坞，1845年由英国人所建，1876年由两广总督刘坤一购回，但规定25年后才准许中国用此坞修军舰；江南船坞；福州船坞和大沽船坞。除黄埔船坞外，都是泥坞或木坞，只能修一些小战船，远远满足不了北洋海军修舰的需要。外国人讥笑中国“有鸟无笼”（即有船无坞）。李鸿章上奏朝廷：“至铁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朝廷，铁甲舰来华后“驾驶之员，养船之费，修船之坞，事事均关紧要”。我国是拥有万里海疆的濒海大国，在何处建军港，在何处建大船坞，曾在清廷中引起不少的争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把军港船坞建在旅顺口。

　　工程历时10年

　　姜晔告诉记者，从1881年开始，到1890年9月11日竣工，旅顺船坞工程历时10年。其间，袁保龄、陆昭爱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中国人，为船坞建设挥洒汗水，甚至牺牲生命，终于建设出旅顺船坞这样“国内尚且无有”的重大海防工程。就在袁保龄奉调海防营务这年夏天，他前往北洋各港口实地勘查。他的考察结论是，中国北方所有港口“环观无以易旅顺者”，“旅顺为北洋第一险隘，可战可守。前有老铁山，与南北城隍岛最近，然亦四十余里之海面。若水师得力，此两山炮台水雷足以助势，敌舟无敢轻过。”一年以后，袁保龄临危受命，出任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身兼军政二职。

　　旅顺船坞是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建成的，但在施工中，中方工程局官员和工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未完全照搬照抄。比如在建坞用材问题上，国外技术人员坚持用砖，旅顺口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坚持用石，经过数月的争论决定用石砌坞，保证了大坞百年完好如初。再如，外购机器合同签订后，袁保龄发现外商的合同件与中方的不同，又召集各方重新修订了合同。即使是把旅顺口工程承包给法商，中方也没撒手不管，而是派津海关道周馥和工程局会办刘含芳主持旅顺口工程局，专门监督法国工程人员组织的施工。

　　在旅顺船坞建成之前，整个东亚还没有如此规模的大型船坞。所以当时外国人给予了旅顺口一个别名——远东的直布罗陀，把它跟英国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的要塞相媲美。

　　为了建好旅顺船坞，不少爱国人士主动加入其中，渴望为国家富强出一份力。姜晔讲述道，1884年7月，原籍广东工程师陆昭爱从德国留学归来，他听说北洋水师正在建设属于自己的军港并举步艰难时，毫不犹豫地回国赶往旅顺口。主动要求承担参与建设军港。由于他对大型起重机器船的构造和组装“所言具有本末，条理秩如”，得到旅顺口工程局总办袁保龄等的支持和信任，并任命陆昭爱为这项工程的实际指挥者。他独立地设计出船体合龙和锅炉、机器装配工艺，画出图纸。同时顶着洋人帮办的干扰阻挠和清政府官僚的冷眼旁观，四处筹集材料，督匠加工，现场指导，“独任其难，昼夜未尝离厂一步”达数日之久。1885年春，当工程进展过半时，陆昭爱因操劳过度而病倒，2月18日病故于旅顺口。